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更多地学习美国还是德国，或者日本经验？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根据中国现状，不能只学习某一个国的模式。如果论创新，美国是世界上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相对来讲，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弱一些。
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的。东方人以家庭为单位，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底蕴深厚，不过这恰恰也成为制约思想活跃的一种力量，而西方文化则更注重个性。在美国，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包容性非常强，只要不违法，随便干什么都行。集体这种文化有利于制造，个人文化则有利于创新。
美国的农业非常厉害，科技创新更厉害，只是金融创新太过了。日本这些年虽然没有什么创新发明，但是日本文化是精益求精。从中国国情来看，考虑到中国的人口众多，制造业是解决就业最重要的途径，所以德国制造业的发展更应该值得中国企业学习和借鉴。
日报：面对目前的欧债危机，德国经济表现最好，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罗仲伟：两德合并之后，联邦德国一直补贴民主德国，出现了多年的财政赤字。直到2005年，财政开始平衡。所以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德国的经济基础非常好。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上台之后，又削减企业负担，只有企业负担减轻，才能保持竞争力。2011年第一季度，德国GDP增长达6.1%，在西方国家独领风骚。德国的工业出口非常强劲，对经济贡献很大。
日报：外界认为德国制造业成功与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密切相关，但是中国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却远低于德国。
罗仲伟：德国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有利于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德国中小企业分布在各个地区，而且形成了良好的金融体系，企业融资比较容易。而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是很困难的。
日报：中国制造业目前面临一系列问题，诸如成本大幅上升、原材料紧缺、外资品牌围剿、人力资源紧缺、融资成本高或无处融资等。您认为中国应该出台怎样的配套政策，来支持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罗仲伟：中国目前面临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我觉得这种转型，应该是立体化转型，不是简单的升级。高端制造业要做，中低端也不能丢。不能只造飞机，不做衬衫，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众多。不可能像美国、德国那样都走高端制造业。目前中国出现招工难，这是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就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并不完全是劳动力缺乏。
不丢掉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并不是意味着满足现状还像以前那样生产，而是在质量、在效率上要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