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及广东三省绅民的呼吁引起了全国性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只好听从民意，以675万美元的高价赎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
对于来自民族资本的呼吁和压力，清廷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作了一些让步，于1903年12月2日发布由商部奏定的《铁路简明章程》，对于民族资本作出重大让步，允许各省官商自行筹集股本兴办铁路干线或支线。但是对于绝对排斥外国资本投资铁路的主张，朝廷并没有答应，依然允许各国资本继续在铁路上投资。
《铁路简明章程》解除了对民族资本的约束，相应下放了铁路修筑权，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工程，为民族资本、民间资本进入铁路打开了通路。同年，以侨资为主体的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成立，承建潮州府至汕头全长90华里的铁路。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条商办铁路。至1907年，湖南、江西、云南、安徽、山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四川、广西、黑龙江、河南等十五个省份相继创设铁路公司，筹措资金兴修本省铁路。民间资本纷纷向铁路修筑工程上投入。
干线国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选择
1903年向民间资本开放路权的决定，可能还是有点不那么慎重。按理说，扩大铁路建设资金源，让民间资本享有国民待遇，与外国资本同等参与具有相当利润空间的铁路建设，应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中国各省情形差别很大，民间资本的成长既不成熟也不均衡，像广东华侨比较多，浙江、江苏等省比较富裕，资金自然不太成问题。这些地方的文明程度相对稍高，有管理能力，有技术人员，施工质量也有保障。然而其他地方就很难说了，许多内陆省份的铁路建设热情，其实只是来源于看到了铁路建设的巨大利润空间。他们既没有足够的人才去参与管理和设计，更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参与建设，他们只是借助于铁路建设这个名头去融资，去向民间搜刮财富，有的地方还采用了米捐、盐捐、谷捐、茶捐等办法。四川的办法最恶劣，竟然在反对外国资本的幌子下，劝说百姓节衣缩食，以租股、加抽灯捐、士厘等方式筹集资金，这实际上是将下层百姓的活命钱用来修路。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将铁路修筑权下放到了地方，允许民间资金参与，因而一些地方自办的铁路不仅技术标准与其他地方不统一、不一致，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准备与其他省份的铁路进行联网，只是独自发展、独自欣赏。这就导致规划中的全国路网迟迟无法实现，南北和沿海各大干线的贯通受到巨大挫折。中国的民间资本或许在自营铁路上获得了某些利润，但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似乎是得不偿失。
面对这种困境，邮传部于1906年通过调研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根据各省已有规划制定全国铁路总图，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对于未来中国铁路建设管理模式，这个计划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大致是区别全国各地的不同情况，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将主要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主办，将不太影响全局的支线交给地方，利用民间资本举办。
邮传部的这个规划当年并没有立即施行，拖至1908年年中，清政府实在没有办法了，遂下令参照这个规划对全国铁路再建情况逐一调查，妥拟办法，严定期限。各省绅商集资不足，无法开工，或虽已开工而无法按期完成的，就要按照新的规定，根据各路历年报告，分别撤销，明白地说，就是将先前商办而进展不力的收归官办。
根据清政府的这个政策，邮传部出面将河南、陕西以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铁路各线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一度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这个政策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并使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这个政策或许是解决铁路建设难题的出路。
清政府试图将这些举办不力、进展不顺的铁路收归官办，政策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从经济视角观察，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政府在政策规定上的歧视，那就是官办铁路可以以路权作为抵押，获取外国资金。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就是因为缺少这个重要的融资渠道。中央与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这个事情一拖就拖到了1911年。
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就铁路建设中的资金筹措等问题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建议清政府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连接西南边陲，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实为国家应有的两大干线，断非民间资本零星凑集所能完成。而且，从广东、两湖、四川等省的情况看，石长信也认为这几条干线非收归国有不可，因为根据他的调查，广东绅商虽然争夺铁路修筑甚力，但修筑的路却甚少。两湖经济发展水平低，集资始终没有着落。至于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以致粤汉、川汉铁路溃败延误。
石长信的铁路干线国有方案明白晓畅，简单易行，清政府的最高层对此自然欣赏认同，以为所筹办法，尚属妥协。朝廷过去没有完整的规划，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以至于数年以来，广东省征集了那么多的股份，却并没有修建多少铁路；四川省路政情形更可怕，征集的铁路股份竟然挪作他用，倒账甚巨，估计很多烂账是无论如何都追不回来了；至于两湖，铁路局开办多年，筹集了那么多资金，但除了大量消耗民脂民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生，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不堪设想。石长信的方案对这些问题都有通盘考虑，所以朝廷将这个方案批转邮传部研究奏复。
5月8日，清廷宣布新内阁成立。第二天，新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就对朝廷先前的批复给予积极回应，竭力赞成石长信的主张，要求朝廷明降谕旨，晓示天下。于是清廷在这一天下诏宣布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宣布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开办的铁路干线，由于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线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余从前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批准兴办的铁路干线各案一律撤销。这显然彻底废弃了1903年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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