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7月25日新华社报道，交通运输部日前要求，要贯彻落实今年7月1日实施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进一步加大治理超载的力度，坚决制止严重危及桥梁安全的违法超限车辆上路上桥。
有人认为，上述要求多少有点为此前发生的多起桥梁坍塌事故找借口的嫌疑，但在笔者看来，“制止危及桥梁安全车辆上路上桥”的要求，仍然值得肯定和支持。毕竟，违法超限车辆的大量上路上桥，确实是严重危及桥梁安全的重要原因之一，理应依法制止。更重要的是，违法超限车辆上路上桥，危及的不仅是桥梁安全，同时也是交通本身的安全。
其实，从理论上看，如果严格依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制止危及桥梁安全车辆上路上桥”并非难事。众所周知，此条例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在惩治违法超限车辆方面，制定了空前严厉的规定。如不仅规定，对超限车辆“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而且规定，“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吊销其车辆营运证；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驾驶人，责令其停止从事营业性运输；道路运输企业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的，停业整顿……”
既如此，为什么交通部门还要专门再拿“危及桥梁安全”说事，重复《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既有的规定呢？在这里不能不说，事实上折射出了在目前社会现实情况下，如果真正严格贯彻落实《条例》，可能面临的一种困境。
这一困境表现在，一方面，受制于既得利益的羁绊，一些地方交通运输部门缺乏严格认真执行《条例》的内在动力。事实上，“超限站人员都是靠罚款发工资”的情况在全国许多超限站都存在。在此背景下，如果严格执行“1年3次超载就吊销营运资格”的规定，那么，治超人员势必面临“无法拿到工资”的困境。
另一方面，对于被处罚的超限车主、物流企业来说，一旦“1年3次超载就吊销营运资格”、“停业整顿”的规定被严格落实，就必将自断生路。这诚如此前业内人士分析的，“如果条例严格执行，将直接推高物流成本上升30%，运费可能上涨20%”。这意味着，若要坚决制止超限车辆上路，物流业只能有两个选择，或者在高昂的运输成本压力下破产死亡，或者大幅提高运费，将物流成本最终转嫁给整个社会、消费者。而目前我们显然经不起这种转嫁，数据显示，我国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约18%，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
这表明，如果实现包括“制止危及桥梁安全车辆上路上桥”的公路治超，仅靠《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建立和完善许多制度配套。比如，改变“靠罚款发工资”的治超执法体制、彻底斩断“执法经济”的利益链条；减少和降低过高过滥的公路收费体制，切实减轻物流企业的税费负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