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产品的订货期非常短，只有2个月的时间，如果中国企业拿不到配额的话，根本就不敢接受订单”。在10月15日召开的广交会上，专门生产休闲服饰的浙江张老板对记者说。但是，10月13日，中美纺织品第六轮谈判再次破裂。而自今年6月份中欧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迄今尚未有一个国家对我国纺织品出口做出新的设限决定。目前却出现了如此的变数，当前国际市场上的这种反反复复，对中国纺织企业到底意味着一种怎样的局势？未来的纺织品国际贸易限制政策的趋势将是怎样？中国企业是否应该调整策略？
为此，本报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同时也在中国—欧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任职的张海森博士。
未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将成新“亮点”
记者：根据《纺织品与服装协议》规定，世贸成员间所有限制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配额都要于2004年12月31日前取消。为什么欧盟、美国等国在今年又再次提出了对中国的配额问题，印度也以特保调查为由对中国纺织品提出设限要求？它们的依据是什么？
现在对中国纺织品企业出口进行限制的国际政策主要有哪些？这些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哪几项政策对中国纺织企业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
张海森：可以这样说，欧美等国家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的理由，源于它们可以对中国实施的两大类设限措施。
一类是针对所有纺织服装出口国和地区的，主要包括180多项纺织服装生态环保标准、法律法规。另一类是专门针对我国而实施的具有歧视性的贸易壁垒，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条专门制定了“纺织品条款”，其主要内容是在2008年12月31日以前，如果中国的某类纺织品对WTO成员的出口数量快速增加，造成市场扰乱，该成员可以进行为期1年的数量限制。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的第15条，规定了针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产品的《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即反倾销条款，有效期至2016年。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的第16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规定在2013年以前，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产品数量的激增以及由此发生的重大贸易转移造成进口国市场扰乱和产业损害，可允许进口成员方在必要的范围对相关产品采取撤销减让和限制进口措施(引自《中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报告2003／2004》)。
不同于WTO《保障措施协定》，以上措施不仅专门针对中国，而且门槛低，极易被其他WTO成员方滥用。从短期内来看，通过特保等条款进行数量限制会十分频繁，从长期看，隐蔽性更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纺织品市场？中国纺织行业会在这个市场中遭遇怎样的竞争或风险？中欧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让中国企业抱有一份乐观前景？
张海森：从当前的国际纺织品市场来看，全球纺织服装总需求量相对稳定，而进口市场相对集中，出口地区相对分散，生产能力总体又过剩，结构调整又面临资金和技术的限制，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低档产品的竞争仍然会十分激烈。
纵观世界纺织服装一体化进程，不难发现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缺乏诚意。在ATC十年过渡期安排中，欧美国家不仅屡屡推迟配额取消的时间，而且给予中国受限产品的配额年增长率也没有达到协议的规定。
需要提醒中国纺织企业注意的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纺织服装的限制，保护的不仅仅是其国内有限的纺织服装产业，受益更多的是拉美、北非、东欧等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受惠国，最典型的是墨西哥和土耳其。而一旦发生贸易摩擦，中国不仅纺织服装，而且总体的出口市场都较为集中，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无论从就业的角度还是收入的角度看，纺织服装设限对中国国内的影响要大于对欧美等国家的影响。因此在多方不合作博弈中，中国容易处于下风。
但相对而言，纺织服装的进口方相对集中，容易通过政府间双边协议的形式解决，而出口方过于分散，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类似，约束的手段又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将会更加频繁。这也可以从近年来WTO框架下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案例中得到证实。因此，世界纺织服装贸易不仅进入了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而且这种动荡的状况还会持续相当的时间。纺织品贸易设限措施将长期存在，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将会成为新的“亮点”。
纺织企业亟须战略调整但国家与企业亦需双向互动
记者：据记者了解，美欧对华纺织品实施配额以来，中国纺织企业之间似乎出现了配额之争。请问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纺织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存在的问题？
张海森：应该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市场的无序现象，其实是国内市场无序状况的延续，量涨价跌的恶性竞争本质在于粗放式生产水平，配额之争在于扭曲的产业链价值分配格局。
体现在贸易摩擦上，虽然目前受限纺织服装制品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还不大，中国纺织服装出口快速增长的总体格局暂时也不会改变，但已不仅是市场供求总量的反映，从本质上更涉及到了市场交易规则、制度和市场利益分配机制的重新安排。
记者：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政府或企业应该做出哪些方面的战略调整？
张海森：对中国纺织企业来说，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理性预期和行为方式。
从政府角度来说，中国纺织企业对市场的过度反应其实是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对企业行为的引导必须依靠国家外贸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改变，从而给企业以可以预见的内在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就要从国家层面改变过去“追求创汇”的数量导向，向“追求价值”的质量管理。
记者：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纺织企业要进行战略调整应重点关注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张海森：近年来中国外资不断涌入，可见国内本身就是很大的市场，纺织服装产业关键是练好内功，未必需要有太多的资源用于低价的出口。要想变赢家通吃为双赢格局，产业链条向生产和市场的高端和前端延伸是必不可少的。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也可以根据产业分工和比较优势，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将过剩的生产能力向东欧、拉美等地区转移，通过投资绕开贸易壁垒，以投资带动贸易。
同时，积极推行“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实施国家营销策略，强大驻外使馆和国际机构的人员、资金投入力度，强化其商务职能，通过积极引导和加强非政府组织的机构和能力建设，充分利用驻外机构的独特资源和政府信用，直接深入到目标国市场前沿，为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和咨询服务。 外贸企业如何在服装出口中占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