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现象十分严重，不仅极大增加了物流成本，还造成民怨沸腾。因此，从1994年起，国家开始对公路三乱不断进行治理，但治理17年之后，河南一个维权司机披露，现在公路三乱仍然非常严重，全国每年的公路罚款可能高达4000亿元。
目前来看，作为一种治理超载超限的执法手段本身，几乎成了违法现象最集中的执法方式。这其中问题最集中的是养鱼执法和钓鱼执法。移动隐蔽测速罚款，超载罚款不卸货，又直接为重复处罚创造了条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究竟收费、罚款为了管理，还是管理是为了收费、罚款呢？现在看来，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公路运输管理成为罚款的手段，罚款成为公路运输管理的目的。这样一来，最希望货车超载的，不是别人，正是某些将罚款当做牟利手段的公路运输管理部门。相关部门以权谋利，将公共利益部门化，将部门利益法制化，使得公路运输管理在现实中，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倒成为问题产生的根源。
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到GDP的18%，而发达国家物流成本一般只占GDP的10%左右。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成为物价畸高的推手，高昂的过路过桥费与罚款成为物流业沉重的负担。在这其中，已经高达4000亿元的天文数字一般的罚款收入，还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2010年，中国货物运输总量320亿吨，其中将近75%由公路承担，过路过桥费占到了运输成本的20%到30%。这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物流业的毛利润只有不到10%，而路桥业的利润率竟然能够达到30%到50%！超过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成为三大暴利行业之首。但是路桥业的高利润不是光荣，是耻辱！作为公共设施的高速公路，竟然成了最赚钱的盈利工具；代表国家和公众管理高速公路的交通系统国有企业，竟然成了高速公路最大的受益者。
最大的受益者本应该是公众。要想富，先修路。但是结果，路不但没有成为致富的通途，反倒成了吸钱的黑洞；四通八达的公路不但没有降低反倒大大抬高了物流成本。“要想富，先修路”就不是修好路让人民致富，而是靠修路赚取人民手中的财富让自己致富。这是典型的与民争利。
怎么办？比如乱罚款，在于以完成罚款数额定任务，而不是以治理超载超限的效果定任务。结果就是罚款越罚越多，而超载超限也一样越罚越多。但是要扭转这个局面，相关部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靠不住。因为在某些被利益充分驱动的管理部门那里，牟利的冲动大过一切。管住乱罚款，关键是管住地方财政。每年有多少罚没款进入财政，这些钱都用在了哪里？对于过路过桥费也一样，必须接受公众监督，究竟收了多少钱，这些钱又有多少用在偿还修路贷款上，多少用在道路维护上？不论是罚款的账目还是收费账目，必须完全向公众公开，将其置于公共监督之下。账目公开了，罚款进不了部门小金库，乱罚款的积极性自然就没有了；账目公开了，公众知道修路的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就没有乱收费的借口了。
所有的公路需要重修一遍重修一遍制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