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Zille向上级西开普省长官Rasool汇报这一预算时，Rasool的反应是，这个预算还不成熟，我们依据财政状况会砍掉多余的部分。2006年10月31日，Zille向中央政府提交了最后的方案，预计投入总额为24.9亿兰特，并且“要避免不必要的设计”才能压缩至此。
Zille要求，绿点项目最多向市民收税4亿兰特。这份方案要求中央政府支付20亿兰特，省政府支付1亿，其余4亿由市级财政负担。方案部分采纳了上述评估报告，提出最多可能亏损22亿兰特的数值。
方案最后的陈述意味深长：“修建绿点球场的决定，是基于政治和战略考虑，而不是依照严格的收益支出分析。”
即便如此，绿点球场的修建预算却一步步调高。2007年3月，承建公司Murray& Roberts和WBHO中标的修建费共计为28.6亿兰特。
两年后，建设费却需要追加16.5亿兰特。其中包括建筑行业过热，价格上涨的5.69亿；LOC要求提高建筑标准的1.09亿；和最终建筑结构设计复杂所需4.42亿。
据记者了解，南非公共事务委员会，曾专程就预算增加进行调查，并未发现明显未归，但调查报告表示，“参与招投标的主要企业一共只有六家，他们似乎在价格调整上形成了联盟。”
最终，中央政府投入30亿兰特，省政府追加到2亿。M&G报道称，而对于开普敦的纳税人而言，随着市级财政投入从5亿增加到12.08亿，扣除政府基金增加部分，他们还需要额外赋税大约8.1亿兰特。
这49.1亿兰特，还不是“绿点”耗损的全部，据2006年一份当地分析报告显示，开普敦本地的足球队，一般上座率少于1000人/场，单场最高上座人数在15000左右。而在Newlands这个橄榄球足球两用球场，橄榄球比赛的平均上座人数在30000上下。
这意味着，世界杯之后，绿点球场的经营维护，可能形成又一笔巨大的债务。根据上述报告测算，即便绿点能达到Newlands的上座率水平，未来三年的经营状况，也只是介于600万亏损到160万盈利之间。
4. FIFA吸金术：“史上最赚钱的一届世界杯”
即便不算票务收入，仅靠电视转播授权费和特许赞助费，这已经是FIFA历史上最赚钱的一届世界杯，将达到破纪录的30多亿美元，其中的14%分给参赛队和俱乐部。
比起政府投入的捉襟见肘，FIFA却在怨声载道中迎来了自身商业模式的高潮。
在世界杯的商业游戏规则中，FIFA和LOC（南非组委会）并不需要直接为场馆基础设施建设买单，但LOC将一部分票务收入，作为球场租金返还给球场所在城市（或球场所有者）。
譬如，根据开普敦市、FIFA和LOC的协议，开普敦将获得10%的球票净收益，作为修建绿点球场的资金补偿。然而，绿点球场比赛场次的票务总量，占到全部球票的14.69%。
绿地球场总投资的45亿兰特中，有12亿由市政资金支付。LOC在此的票务净收入大约为37亿兰特，其10%仅仅为3.7亿兰特，还不及市政投入的1/3。而这3.7亿兰特中，还有1/3需要支付给一家球场管理运营公司，支付其在世界杯期间的服务。
对整个国家在基础建设、安保、培训的总投入约300亿兰特计算，如果所有赛会城市的票务分成都以10%计算，所分的收入不过2.54亿兰特。
事实上，南非世界杯的票务情况并不乐观。据当地媒体此前报道，在距离世界杯开幕日还有两个月时，295万张球票里，还有65万张球票没有销售出去，占总数约22%。国际足联官方数字显示，在分配给31支非东道主参赛国家的57万张球票中，也有33万没有销售出去，滞售比例高达58%。
但是，即便不算票务收入，仅靠电视转播授权费和特许赞助费，这已经是FIFA历史上最赚钱的一届世界杯，将达到破纪录的30多亿美元，其中的14%分给参赛队和俱乐部。
南非世界杯的奖金补助数额额，创纪录地增长到4.2亿美元，比上一届增长61%。在4.2亿总奖金中，南非世界杯冠军得主将得到3000万美元，即便小组赛一场未胜，球队也能获得900万美元分红。
电视收入之外，FIFA还会从六个合作伙伴企业，以及一些世界杯赞助商那里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据了解，本届世界杯赞助商的最低门槛，设在历史最高点6500万美元。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企业希望挤入这一行列。
自1998年布拉特担任主席后，企业为FIFA提供的赞助费一般都超过其总收入的80%。
“对于我们而言，争取世界杯赞助，直接的消费拉动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一位FIFA合作伙伴企业的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世界杯的商战门槛越来越高，更多已经融入品牌战略，“简单说，就像竞争对手之间争口气。”
INTEGRATION咨询公司研究员Joe Akaoui的案例研究同样指出，商家通过绑定受众对其品牌与世界杯相关性的认知，只在世界杯赛程初期，对男性和对足球有明显兴趣的人有效。
然而，对于这项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进入的运动而言，商业规则却不免撞上这些地方焦虑的发展神经。
由于FIFA在世界杯场馆周围严格的商业限制，普通民众们甚至很难自发去做些小买卖。“有麦当劳和百威在，我们本地的啤酒、烤鸡，都没法卖了。”住约翰内斯堡的青年罗布里加（Nobrega）说。
没有授权，纪念品的买卖也是非法的。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FIFA甚至买下了2010与南非国旗相组合的商标权益。过去人们熟知的“Worldcup”、“WC Football”加上主办国名称的字样，同样收入囊中。
南非统计局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第一季度南非失业率为25.2%，较去年第四季度上升0.9％。做过此项研究的南非学者Udesh Pillay也认为，当初政府高估了世界杯提升就业的作用。
5. “反世界杯”圈子：揭黑、诉讼、罢工与选战
工会是另一支具有影响力的力量。近来兴起的“购买南非制造”（Buy South Africa）运动，运动的中心就在开普敦市内一家贸易市场。运动组织者，Cosatu是南非最大的工人联盟之一。但当地的官员告诉媒体，南非制造比起进口货，价格上确实没有优势。
从南非媒体报道中看，布拉特和国际足联正陷入形形色色的“反对圈”中。
在署名花旗银行研究员Hazelhurst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当主办国南非正承担了不成比例的支出时，国际足联这个世界杯的独家组织者，获得了赛事带来的主要利益。
这不是冲突的全部诱因。世界杯这样难得的盛事，正成为南非政治力量的诉求焦点，它天然地融入到新兴国家的民主政治形态中。
经本报记者查阅，M&G诉LOC一案，及其相关报道中的法庭材料，大部分源于2007年6月29日，开普敦当地环保组织CEPA（the Cape Tow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在开普敦高级法庭对政府相关环保责任人编号为4051/2007的质询案。
CEPA理事长为Arthur J Wienburg，是年61岁，1980年代曾经是开普敦市政议会议长，1990年代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此番诉讼的由头，是称绿地球场的重建，在环评程序上存在瑕疵。当时，曾经的绿地田径场已经拆迁完成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