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一年以前，中国曾有一场关于皇甫平文章的论争。署名“皇甫平”的这4篇文章，是《解放日报》组织发表的，传达的是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指示精神，也就是1991年他在上海过春节的时候谈过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当年，这4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他认为，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要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他对广东解放思想，创新社会管理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建议广东继续先行先试，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我们在改革之后没有驾驭好公权力，资本靠市场机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
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改革。
当前改革存在不知道改、不敢改、不愿改、只说不改的情形，成为纸上改革、嘴上改革，不见反省不见行动，或者只是乱折腾。
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
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改革又到了需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
记者：你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及地位？
周瑞金：过来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几年，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对改革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发生了激烈争论，“计划取向”重新占了上风。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改革开放路线，遭遇方向性的挑战。比如，当时有一篇调门很“左”的文章，就提出：“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有一种改革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有的同志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这位老人以惊人的胆识，在政治上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思想方法上提出判断改革合法性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广东，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大音希声扫阴霾”。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重要的压舱石，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改革又到了需要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从基层社会和网络舆论看，改革有庞大的民意地盘，需要奋发有为，需要凝聚党心民心，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像广东这样重视和推进社会建设，政府和民间力量携手协力解决转型期社会的复杂问题，像当年小平同志所鼓励的：“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当前解放思想考验官员政治伦理
记者：你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需要，我们究竟要解放什么思想？
周瑞金：我始终认为改革开放是靠解放思想推动的。中国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一次思想解放是从教条主义和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从本本主义中跳出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场非常深刻的运动，我国农村出现包产到户，打破了原来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同时也才有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才有一大批党内外的精英人才得以解放，走向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为改革开放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人才准备。
小平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核心是怎样看社会主义。主要目标是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搞公有制，计划经济，你要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发展民营经济，你就是资本主义。
但是，我们在改革之后没有驾驭好公权力，资本靠市场机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因此，与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和行政管理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
敢于和这些利益集团切割关系，是今天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关系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放权于民，聚拢民心。可见，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不能以打工者心态对待改革
记者：近年来，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小平当年一是提出“不争论”，二是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20多年过去了，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不同的认知。你认为当前的改革是否需要“不争论”？今天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不动摇？
周瑞金：现在党内外经常听到一种呼声，对深化改革要有危机感，有担当。有人以《西游记》为喻，描述打工者与创业者的区别。问：为什么孙悟空能大闹天宫，却打不过西天取经路上的小妖怪？答：大闹天宫碰到的都是给玉皇大帝打工的，所以大家都是意思意思不是真的卖命；在西天路上碰到的妖怪都是自己出来创业的，所以会拼命。这个段子，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改革的困境。
胡锦涛总书记警告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坦率地说，面对社会矛盾，党和政府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民众的期待和现实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转，一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非常可惜的。因此，当前改革存在不知道改、不敢改、不愿改、只说不改的情形，成为纸上改革、嘴上改革，不见反省不见行动，或者只是乱折腾。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被国企控制的公共资源，通过改革资产收益分配方式，让全体国民受益；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因素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等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分成功，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一步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在交叉路口，我们不能徘徊不前，必须做出选择，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去年和今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正在换届，一大批相对年轻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我想对他们说句话：看准问题症结就改，主动改胜过被动改，早改胜过晚改。
广东先试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记者：中国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问题？如果存在，你认为应当如何跨越？广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瑞金：我认为不存在你们提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等等问题。我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位朋友到拉美很多国家做过调研，对这些国家的陷阱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些看法，我非常赞同。这些陷阱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导致的，而是由这些国家的政治左右摇摆、不稳定引起的。
广东是改革先发区域，也是问题先发区域。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正好体现出广东的先发作用。广东应该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法治制度作为一个目标，其次要着手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目前体制弊端主要表现在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广东可以在深化改革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就要在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方面，闯出新路。
冲破制度瓶颈和改革困局，出路在于信任人民、依靠群众，携手协力度过社会转型期。政府面对表达利益诉求的民众，应该建立良性互动。民间“自组织”力量是基层民众利益表达的代言人。无论从当前的维稳，还是未来的小政府、大社会建设，民间自组织力量，都是政府重要的合作帮手。政府要包容他们，团结他们，与他们合作，同时也要勇于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他们。
我注意到不少网友说，广东做了一件与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一样“深得人心的决定”，这就是去年7月广东省委《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这个文件提出了“下放社会建设权力”、“万能政府”转型“有限政府”等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其历史意义堪比万里同志1977年主持制定的安徽农村改革“省委六条”。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最近，广东处置乌坎事件中露出曙光，取得重要突破。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民主自治，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希望广东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四个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填平民众心中的“沟壑”，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凝聚改革共识需尊重地方首创精神
记者：当前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应该凝聚怎样的改革共识？
周瑞金：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有学者提出以宪法为政府和民众共同遵守的底线。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战略追求，这一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液中。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 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社会民主方面，建议重视互联网对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做好舆情监测，把握民意脉搏；同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改革。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键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
当前，我们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从这个原点出发，我们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尊重群众自主权和首创精神，是最有活力的社会治理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