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今天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使人们终于意识到，那些因为新闻周期而匆忙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解决金融危机，反而使造成金融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更严重，延长了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期，并使必须经历的阵痛更深。对于中国来说，一旦经济硬着陆，跌幅会更高。
政策周期过多受制于新闻周期
即时新闻频道、互联网的出现，政策绩效的评估频率被大大加快，如果政策达不到立竿见影效果，对新政策的呼唤必然立即出现。可是，经济有它自身的周期，市场有自己的调整方式和时间，行业企业从决策到正式开工投产需要时间，这些决策周期、建设周期、生产周期不会因为即时新闻周期的压缩而改变。
由于经济自身的反应周期远比新闻周期长，而影响政府决策更多的是专家评论、社会舆论，后者又跟新闻周期同步，到最后，制约政府决策周期的不是市场周期、经济周期，而是新闻周期。
政策周期超越经济周期之后，不仅政府之手必然很忙，而且由于绑架了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大起大落，造成更多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危机的危害程度可能被放大、持续时间被延长。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在世界各国，电视上互联网上到处是专家、官员、企业领袖在给政府决策层出谋划策，一方面夸大政府不救市的可能后果，让观众、读者甚为恐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刺激经济。尤其是，那些夜不眠电视频道不断请来各类专家对昨天甚至几个小时前才出台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就进行绩效评估。
在中国，2008年10月就快下猛药“四万亿”，2009年续以10万亿元天量贷款、2010年近8万亿元贷款；在美国，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2月就签署82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但没过多少天，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呼吁政府推出新一轮刺激政策，美联储也的确从2008年暑期开始降息救市，后来利息没法再低了，就推出两次量化宽松政策。
恶果自然已经显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鲜活例子之一。2008年之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着重点在于限制供给(尽管许多政策的本意不是如此)，使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不断恶化，房价越调控越高。2008年的头9个多月，房产调控开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下手。但受9月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影响，政策又出现180度的急转方向。2009年和2010年两次天量贷款，房地产泡沫被政府政策吹成新纪录。到2010年底，房地产已经火爆到系统风险的地步，政策又急掉方向，限贷限购同时出台，房地产重新进入冰冻期。回顾过去近八年，房地产行业要么冰冻、要么火热，致使资源配置低效，更把人、社会、环境、自然给折腾得晕头转向！究其原因，政府之手闲不住是主因，但过于活跃的专家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也是鲜活例子之一。之所以到今天这步，就是因为在2008年底、2009年各国政府大兴由政府借钱刺激经济，目的是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但是，市场需要时间，按照自己的规律从过去的行为中吸取教训、调整以往非理性的经济决策。可是，那些专家们没有那么多耐心，每天在各国的即时新闻里不断给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快速且大刀阔斧地救市。结果，各国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虽然制造了2009年-2010年表面的复苏，但把那时的金融危机转变成了今天的财政危机、国债危机。
政府之手太忙的后果
从表面看，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一般性的怀疑似乎有道理，用行政之手代替表面似乎无序、无形的市场竞争能避免很多的市场错误和所谓的“市场失灵”。但实际情况呢？
不妨对中国和美国做一个比较，就是看一国的三大产业对GDP以及就业的贡献率之间的关系。在美国，1980年时，其农业占GDP的比例约3%、占总就业的4%，工业占GDP的比例约33%、占总就业的31%，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64%、占总就业的66%；到2005年时，三大产业的GDP贡献率跟就业贡献率还是维持基本的1:1关系：农业占GDP的比例约1%、占总就业的1.2%，工业占GDP的比例约22%、占总就业的21%，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77%、占总就业的78%。美国各产业就业贡献率跟GDP贡献率基本相等，说明跨越行业、地区、城乡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包括资本在内的其它要素流动是非常自由的，没有受到户口等制度或政策限制。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各行业间的扭曲和差距不仅很大，而且在过去30年被恶化。1980年，中国农业占GDP的比例约30%、占总就业的69%，农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0.4；工业占GDP的比例约48%、占总就业的18%，工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2.7，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22%、占总就业的13%，服务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0.6。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各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大得惊人，根源就在于那些基于身份、出生等制度性、政策性歧视，使得行业间、城乡间、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几乎不可能。
过去30余年的改革是否带来改善呢？农业占GDP的比例约11%、占总就业的40%，农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0.25；工业占GDP的比例约47%、占总就业的27%，工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1.7，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42%、占总就业的33%，服务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1.3。从表面看，似乎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生产率都往1:1靠拢，农业出现更为严重的偏离。
实际上，如果把GDP贡献率除以就业贡献率的比值看成是劳动就业生产率的话，在1980年时，中国工业的劳动就业生产率是农业的6.1倍，而到2008年，这一差距为7.4倍，比1980年时工农、城乡差距加大了。
可见，只要户籍制度歧视还在，只要土地没有私有并可以自由抵押流转，只要教育机会歧视、福利权利不平等还在，只要民间金融被歧视压抑，那么，各产业的就业生产率差距就会继续存在。只有在政府管制极少甚至没有、要素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三大产业间的生产率才可以趋同。任何行政管制都妨碍或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都构成对自然秩序的扭曲。
因此，在时下追求平衡发展、减少收入差距、争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时期，政府之手越是能闲住，这些目标就越有可能实现。在即时新闻媒体日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占领生活的每分每秒的新时代里，我们尤其要谨防政府之手忙得失控。而要达到这些效果，体制改革、权力制衡改革是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