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上午，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开幕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就当前经济形势、我国应对物价上涨、新兴战略性产业规划等热点话题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
记者：温家宝总理刚才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中不断强调了几个数据：一个是上半年我们的经济增速，同时还提到上半年顺差缩小的幅度。您觉得这样的对比透露出来什么样的信息？
张晓强：总理谈到的这些信息，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总体形势是好的，另一方面，贸易顺差的减少，反映了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积极进展：我们适应了新的形势，从过去注重出口向出口、进口并重，积极扩大进口。今年1~8月，中国外贸顺差是927.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2%。从进出口的增幅来看，进口的增幅要大于出口的增幅。这一方面是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更加开放，中国的市场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在不断扩大。这就是总理讲的，中国欢迎各国能够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进程中，共同来分享中国发展和繁荣的成果这样的政策取向取得的积极成就。
记者：中国多年来的发展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怎样能把这样巨额的外汇储备直接嫁接到 我们“走出去”的力量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政策层面上有没有具体推动措施？
张晓强：“十二五”规划中，第一次提出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原则。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来讲，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精神以及国务院的部署，目前在几个方面推进工作。为了适应“走出去”步伐加快、规模扩大的需要，我们在今年2月宣布把资源能源类的海外投资项目的国家核准限额，从过去的3000万美元提高到3亿美元；大额用汇类的海外投资项目的国家核准限额，从1000万美元提高到1亿美元，这就为企业把握时机开展投资，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同时，为了发挥好政府的指导、协调和服务作用，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会同20多个部门正式建立了“走出去”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4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部际会议成员单位第一次召开会议，就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如何做好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和国际社会加强交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建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指导我国企业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高我们“走出去”的效益，更有效地防范风险。
记者：国家有没有计划成立类似“海外发展基金”这样的持续项目，真正能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投资？
张晓强：广义地讲，就是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包括更有效地开展海外投资。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做一些工作，例如，只要是海外投资切实需要的，用向合理的，在企业购汇方面的便利化程度正在不断地提高。
现在企业“走出去”，除了自有资金，还需要银行的金融支持。目前，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在积极地安排国家的外汇储备，通过商业银行，支持企业“走出去”。
再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利用外汇储备，能够更多地进口一些海外重要的大宗商品，或者锁定一些资源，使外汇储备能够更好地为可持续发展发挥作用。
刚才总理也讲到，对于遇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我们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买一些他们的债券，这是广义的海外投资；同时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各国对中国企业投资更开放，中国的资金可更多地用于投资，直接增加当地的就业。这也是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积极地和相关国家磋商的。
记者：我们下一步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引进来”。刚才总理也在说，要传递给世界这样一个信息。那么在“引进来”具体步骤和政策上，相关方面会有哪些推进？
张晓强：总理刚才说到，整个“十二五”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明确要通过深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开放包括更加积极有效地运用国外的投资。我们也在和有关部门一起在推动几方面的工作。
比如，正在修订外商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而且不断增加政策制定的透明度。这次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初稿，今年4月1日在中国政府网上全文公布，征求各方各面的意见，不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外国公司、外国商会以至于外国政府机构，确实也收到了很多意见和建议。我们正在认真研究，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加以吸纳。
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总体指导原则一是要扩大开放，注重质量，优化结构，这是我们做的一项工作。当然我们也要进一步地简化程序，更加透明、规范，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比如说从简化程序的角度，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商投资的鼓励类和允许类项目的国家核准限额，从1亿美元一下子提高到3亿美元。同时总理也讲到，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使市场更加规范，有利于各类企业更好地开展经营。
记者：关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我们有时间表么？
张晓强：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抓紧定稿以后，最后要报请国务院审批，目前是希望能在开局之年就把它公布出去。
记者：在总理的讲话中，欧美的债务危机让人非常忧虑。总理借这个世界级的论坛，通过他的发言向外界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张晓强：总理讲得非常好。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强调了信心、责任、合作，而且分别作了阐述。这就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世界各国传达的信号。要有信心，但是要切实承担起责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搞好中国经济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的努力，携手共进，同时要加强合作。因为各国情况不同，因此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等等，这些需要加强合作。
记者：现在欧美经济局势依然不明朗，您认为到底会不会出现所谓“二次衰退”？
张晓强：很多专家、企业家，包括政府官员都在关注会不会有“二次探底”，或者说再次进入衰退。应该说，刚才总理讲话也指出了这样一个方向：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得国际经济的复苏能够回到正常的轨道。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刚才总理讲到，美国当前遇到的是国债评级降低、赤字巨大，但科技创新能力强，整体基础好，如果政策得当，是有条件恢复复苏的。
欧元区或者说欧盟各国现在面临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有可能还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欧元区各国的发展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比如像欧元区经济实力居首的国家德国，它的发展就相对强劲。而且从欧元区或者欧盟国家的情况看，目前还主要是主权债务危机，金融上的风险大，不确定因素多，但是有一部分国家的企业开拓进取，企业界的总体状况应该说还是稳定的，如果政府的政策措施得当，和企业形成合力，欧元区还是有可能恢复过去的势头。
记者：那么您对“二次衰退”的整体判断是什么？
张晓强：从我个人来看，我认为国际社会通过加大协调和共同努力，措施得当，是可以避免“二次探底”的。
记者：您刚才也说到了美国的问题。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QE3（第三次量化宽松），是否会推出？如果推出的话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在现在物价高企的情况下？
张晓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久前宣布美国的低利率至少保持到2013年。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近期美联储是否会推出QE3。但是到目前为止，美联储还没有宣布推出QE3。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个假设。在QE2推出后，大家确实看到了它所造成流动性过剩。大家看到美国通过增发货币，为解决自己的经济困难发挥了作用。但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这样做增加了全球的流动性，使得全球通胀压力增大。这是从QE2以来，客观上我们已经看到的。因此，如果美国继续实施QE3，会造成全球通胀压力的进一步加大。今天的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已经讲到了，当前的通胀问题对很多国家来说压力都比较大，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国家，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所以我们说要把管理好通胀预期放在优先位置。如果美元进一步贬值，因为世界主要大宗商品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所以大宗商品的价格在中期内会上升，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此外，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这种做法会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的资产实际购买力下降。这些都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记者：8月份我国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数字终于下降了一点儿。您怎么看未来几个月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物价走势？您觉得价格调控的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又有哪些？
张晓强：大家经常提到“拐点”的问题。现在，至少从统计数据来看，终于出现了这个“拐点”。我国8月份的CPI同比上涨了6.2%，而7月份同比增长了6.5%，这个两个数字相比，下降了0.3个百分点。从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认为能够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从基数看，去年下半年物价上涨趋势很明显，相对今年来说，CPI的基数就高了。
价格调控的有利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次的物价上涨，食品类价格贡献最多。食品类价格以粮价为基础，所以我们常说“粮价是百价之基”。除了粮食本身，禽蛋肉奶这些大量依靠饲料生产的产品，也都离不开粮食。今年，夏粮丰收了。全国粮食完全有可能再创历史新高，实现第8个大丰收年。据有关部门估产，有可能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5.6亿吨，增产3%左右。粮食丰收，供给增加，对于保障供应和稳定价格会发挥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第二个有利条件是，温家宝总理也讲到，我国今年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后，央行在信贷的总量上把握了稳健的方针，使得流动性过剩问题得到缓解。这也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第三，我们正在多个领域深化改革。通过这种深化改革，可以在不同的方向上减少通胀压力。比如，国务院办公厅8月2日正式公布了《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媒体把这个意见称为物流业的“国八条”。按照上述“国八条”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部正在对收费公路进行清理、整顿。把不合理的、过高的物流成本降下来。这说明国家正通过多种方式，降低物流流通环节的过高成本，使得物价水平不至于上涨过快。
说到不利因素，应该承认，一方面，促成通货膨胀的流动性过剩、输入性通胀等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在致辞中总理也谈到，在“十二五”期间，力争使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所以相应的，人工成本就会不断增加。同时我们会更加重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更加重视集约利用土地，这使得我们的一些要素成本也有上升压力。这些都增加了我们管理通胀预期的难度。
记者：国家发展改革委之前公布的今年的通胀管理目标是4%。请问，从当前形势来看，您认为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能调整？如果调整的话，会调整到什么程度？
张晓强：首先要说明的是，4%的目标是今年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目标。但这是一个预期性的目标。文字就是“4%左右”这样的表述。当然，按照现在的趋势，今年前8个月的平均CPI同比增长了5.4%。这样看，全年的数字可能要到“右”了。具体“右”到什么程度，我还不好说。
记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会出现调整？
张晓强：我没有这样的理解。昨天晚上，温家宝总理宴请了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夫妇和世界经济论坛工商理事会的几位著名人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也参加了宴会。这个晚餐会实际上是一个深入的交流会。会上，总理依然向施瓦布教授和国际商业领袖介绍了我们仍然把通胀预期管理放在宏观调控的优先地位。
记者：刚才温家宝总理在致辞中提到了我国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请问我们目前的推进进度如何？这样的规划对于很多外资企业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机会？
张晓强：今天，总理的致辞中提到了“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当前阶段我国确定了7个重点领域。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的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会同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抓紧编制《“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这是需经过国务院审批的国家级重点专项规划。目前，这个规划已经经过了起草、征求各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地方意见以及专家论证的阶段。在几个有关部门进一步会签之后，我们争取在9月内正式提请国务院审议。在国务院审议、修改完善、批准之后及时发布这一规划，来指导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个规划是一个行动纲领、路线图。还需要很多具体的工作措施和安排。比如说要通过组织实施一些重大的引导、示范工程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再比如，国务院的《决定》当中，明确了要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经过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的共同研究，经国务院批准，专项资金已经设立。我们将按《决定》的要求，用专项资金支持一些关键技术的开发，重大的示范、引导工程，从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是市场导向、企业主体，但是政府也要有所作为，发挥应有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哪些产业有可能成为全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张晓强：应该说，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产业基础、技术创新的特长也是不同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找出全球共性的东西可能有一定难度。但我认为，有几个领域可能是全球都比较关注，都认为前景很好的。一个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再一个是新能源，这与应对气候变化，解决能源安全密切相关。国际社会上，很多国家对于新能源都非常重视。还有一个就是生物技术。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这些发达经济体和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于生物医药、先进生物技术促进农业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努力。我个人认为，至少在上述三个领域里，共性比较多。
记者：这些共性是否说明企业在这几个领域机会更多一些？
张晓强：确实是这样。因为在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候，有些国家直接把它们称为“寻找新的增长点”。总结危机的经验，要避免过度的金融虚拟化，要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实体经济，比如美国就提出了“重振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确实具有时代的特征。一方面它注重新产业、实体经济，但又不是传统的工业化。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它是一种信息技术，既包括软件也包括硬件，是一种“软硬结合”的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相应的，也增加了就业。又比如，新能源，本身的发展需要相关的装备制造、智能电网的配合发展、需要多种新技术的应用。所以说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面宽，产业链长，为不同的产业和各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记者：本次夏季达沃斯论坛选择了“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作为主题。您认为论坛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主题？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又是什么？人们常说“知易行难”，您认为难处在哪里？
张晓强：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在刚才的致辞中也讲到，这次的主题的选择实际上是体现了要通过大家的努力，实现经济强劲的可持续增长。温家宝总理的致辞也强调了我们要在“十二五”期间，有这样多的“坚持”：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重视科技创新、坚持重视教育、坚持惠及民生、坚持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都是体现了要使增长的质量更好。
至于困难，我们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进程中，一方面还有许多体制、机制的制约因素。总理刚才讲到了我们要深化改革，包括财税、金融、资源产品价格等等。也谈到了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焕发科技的活力，解决好科技和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客观存在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都是很严峻的挑战。所以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总理专门提到了我国“十二五”规划指标中有单位GDP能耗到2015年要比2010年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比2010年降低17%，主要污染物排放要分别降低8%—10%。而且，这些都是约束性指标，而GDP指标只是个预期性的，这充分体现了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