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撰写的文章指出，金融危机是一场真正的大危机，其消极后果可能十分严重。这次危机带来了冷战结束后最大一次世界格局变动。但是，世界力量如何重组，是否能找到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尚不得而知。对于中国和亚洲来说，需要深入“诊断”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政治后果。
文章摘录如下：
金融危机下破产的何止华尔街，何止几家大银行。这次金融危机，是市场万能论或者市场是硬道理的经济原教旨主义的危机，根源极其深刻。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发展模式及金融全球化体系，正遭到毁灭性打击。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还在顶峰。亚洲发生危机的国家、亚洲价值和亚洲发展模式遭到了西方主导舆论、国际金融组织和大牌学者的几乎一致嘲讽、批评，甚至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也不乏其人。
今天，正是这些责难、袖手旁观亚洲金融危机的力量，急不可耐地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但由此是否导致历史再次走到另一个极端：国家干预的过度和滥用。如果那样，有病吃错药，效果也许适得其反。
这些日子，国际上不少要人开始呼吁新的多边金融体系，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以便调控金融全球化。美国在危机下在华盛顿召集七大工业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与此同时，包括一些美国要人在内，再次要求把其他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邀请来，一起对付世界金融冲击，因为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七国集团机制在相当程度上过时了，或者不足以应对危局。
金融危机预示着世界金融、经济秩序将要发生大变动。各国单独行动，力量有限，国际合作、协调行动是必要和迫切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尽管无其他国家能取代，美国在世界金融中的绝对霸主地位正在动摇。受限制和调控比较少的、早已大大地侵犯和弱化了各国主权的金融活动，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肯定将受到更多的管制。
在地区层次，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刺激新一轮地区整合。地区整合不仅是解决地区内部国际关系的方式，也是对付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手段。这次美国的危机重创了欧洲金融和经济体系。但遗憾的是，眼下欧盟在集体应对危机上的应对方案是不足的，欧洲许多国家不得不单独应对危机。这反映了欧盟多次扩大后，其共同的宏观政策更难以达成。但大敌当前，欧盟正好找到了不进则退的深入一体化理由，欧盟将推出更多的经济稳定和刺激计划，以及更多的协调行动。
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议题已经发生重大调整，那就是以亚欧联手对付金融恐慌和经济衰退。这次峰会将看到中国在对付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关键作用。
东亚的地区整合开始于11年前那次危机，亚洲国家想搞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遭到美国的断然反对。尽管如此，东亚13国开始了地区合作，在金融领域设立了清迈议定书(CMI)和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这些行动加强了东亚金融合作，但合作机制仍然是有限的，与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需求相比是不足的。当前的危机是对忘记伤疤的人的警告：东亚国家，尤其是握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中日两国，以及全球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可大力加强金融合作，稳定地区局势。
在国内层次，许多国家将在危局下进入政局变动期。美国进入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毫无疑问。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以及其漠视国际组织，吝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已经大大挫伤了美国的软实力：风险而自由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在第三世界推广其美利坚品牌的说服力将大打折扣。这一点，即使最为保守和自信的美国学者，例如福山教授，也开始忧心忡忡。
过去这一年，美国国内出现了后美国时代的悲观论调。这个论调主要依据的是世界其他力量(如中国)的崛起上。金融危机告诉美国人，后美国时代可能更加成立，但立论的依据主要不是因为世界上别的力量崛起了，而是因为美国的深刻自我击败。
美国民主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赢得大选几乎悬念不大，将对欧洲政局和跨大西洋关系产生多方面影响。一些欧洲国家将可能迎来社会民主、社会市场性质的政党再次上台。
本来，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始终应该慎独，但苏联解体后将近20年，美国没有汲取教训，而是自大、自满、自私，制造了各种泡沫，不受制约地无限膨胀，终成营养过剩的超级巨人。这次在美国救市过程中，财政部、政客和主流舆论的论调居然是：美国太大，因而不能失败(too big to fail)。但是，不可一世的华尔街巨头纷纷倒下，说明“美国病”不在表皮，而在血液，甚至部分地在骨髓。
美国遭到这次打击后，世界政治格局如何改变？一些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摩擦是否会转化为地缘冲突？美国一些战略家是否要建议转嫁危机，从而利用或者甚至制造国际危机和纠纷？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地审视。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和亚洲来说，需要深入“诊断”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政治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