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体现为伴随外贸规模持续增长，外贸结构、质量、效益也以较快速度改善。当前，我国外贸结构、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产业水平不高；外贸效益问题一方面表现为上述结构与质量问题对效益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还表现为中方企业对贸易利益分成、交易价格控制能力较弱。在我国政府当前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如能以恰当策略配合引导外贸过程，则有利于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走出去”内容涵盖对外直接投资(FDI)、承包工程、劳务输出。以下从一般机制、国际比较、特殊问题、恰当策略等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一、一般机制与世界经验
我们将“走出去”促进外贸规模增长、结构升级、效益改善的一般机制归结为如下5方面；关于其中每一方面，我们从世界范围选取适当典型经验证据予以佐证。
1. 同种产品对外FDI和出口贸易的相互促进
同种产品FDI与出口发生相互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一家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实现开拓本产品市场的最终目标，需要以实现品牌影响扩大、市场信息收集、经营知识累积、企业结构改善等中间目标为基础；在上述诸目标实现过程中，出口、对外FDI“两条腿行走”既能在基本功能上起到相互支持、补充、促进的效果，又能在过程成本上发生分摊效应。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理论上市场总容量总有一定限度，在此限度下不同市场实现途径会发生相互替代；但经验过程表明，替代效应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对同一企业而言，全球海量般市场在出口和FDI之间引发的替代效应微乎其微。
美国跨国公司(TNCs)发展的时间较其他国家更早，美国一些学者较早开展过相关些实证研究。关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经验资料，Bergsten对比研究了各产业对外FDI与同一产品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一个产业FDI发生早期，对外FDI与出口规模是同时上升的；但当FDI超过一定规模，促进作用由减弱转至消失。Lipsey与Weiss以20世纪80年代前的资料研究认为，美国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如果要说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对同类产品发生了替代，那也是替代了与美国相竞争的其他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关于美国经验的分析表明，至少在一个国家某一行业国际化的中前期，本国多家企业之间的同类产品FDI还是能够与出口贸易之间并行不悖，共促发展。
2. 对外FDI与承包工程带动中间产品出口增长
在欧美日发达国家，对外承包工程的投标操作者，不论是工程制造商自身(如法国著名的高速铁路制造商阿尔斯通公司)，还是中间商(如日本的三菱商事会社)，一般也都是跨国公司。因此，对母体来说，除了很少部分的非跨国公司工程承包之外，对外FDI和工程承包带动的出口大部分都属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反过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也大部分都是这两项活动引发的出口。全球范围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FDI总流量波浪式加速增长；同时，从世界贸易一般格局来看，跨国公司关联贸易、内部贸易的比重也不断上升。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国际贸易价值总量初步形成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跨国公司外部贸易、非跨国公司关联贸易各占1/3的格局；以后，前二者所占份额仍稍有上升。对全球所有跨国公司母国来说，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比率上升表明跨国公司带动的母国产品出口在以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态势持续增长。
从个别经济体经验来看。基于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的相关分析指出，2000年日本跨国直接投资带动中间产品出口总额达13.1万亿日元，占日本出口总额比重高达25.1%。从日本跨国公司行为特征看，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商等日本著名TNCs都既是贸易商，也是富有跨国组织大型工程经验的投资商和承包商。这些企业经营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通过FDI和对外承揽工程同时赚取项目中介费用和由项目引发的贸易利润；所以，在它们身上，FDI、工程承包、国内出口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融合不分。目前，作为高速铁路日本联合会主干事，三菱商事正准备和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在中国多项高铁项目中展开竞争；其获得项目情况将直接影响到其国内关联公司，如三菱重工等企业的生产和出口活动。
3. 对外FDI推动母体出口产品科技水平提升和结构改善
从全球历史的视角看，跨国公司科技活动──主要体现为研究与开发(R&D)过程──越来越国际化。1986年，荷兰、瑞士跨国公司的国外实验室数量已超过国内；至1994～1997年间，在全球最大5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欧盟、日本TNCs的海外R&D支出比重分别达33%、42%、57%。从当前TNCs科技活动国际化程度的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于日本、欧盟，日本、欧盟大于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科技活动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通过海外创新支持母国生产和母国出口，并且经济发达程度越低的经济体这种动机越是强烈；换言之，以美国跨国公司这种动机程度最低。然而，就是美国大型TNCs，海外R&D活动所取得全部专利回美国注册 (主要意图是使用到美国生产过程)的比率也从1969～1972年间的5.0%上升到了1990～1995年间的8.6%。
由于美国科研和创新环境较好，全球大部分较有实力的跨国公司都倾向于在美国设立研发分支机构，以增强企业研发实力和不断推出领先于世界的产品。在美国硅谷和某些大学附近，有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设立机构并开展创新活动，比如，通讯产业的西门子、NEC、东芝都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贝尔实验室附近设有研发机构。这些企业在美国取得的创新成果的主要应用场所之一则是母国生产活动；从其母国的角度看，TNCs跨国科技活动能够有力地提升本国出口产品的科技水平，并会使出口产品结构持续得到改善。
4. 以“走出去”实现服务产品出口并推动出口结构转换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划分出的4类服务贸易形成方式都与“走出去”有一定关系：(1) “商业存在”同时直接牵涉到服务出口关税区的对外FDI和对外劳务输出；直至目前为止，商业存在仍是最重要的服务贸易发生方式。(2) “自然人流动”直接涉及出口方劳务输出。(3)“跨境提供”有可能直接牵涉到服务出口方的工程承包；近年来，随着IT技术发展，不少服务产品跨境传输性增强，跨境提供方式重要性有所上升。(4) “境外消费”可能会间接受到 “走出去”的促进；比如，通过外派劳务、外设机构得以向其他关税区推介本关税区的旅游、教育或其他服务，由此促进其他关税区人员到本区进行“跨境消费”。
就“走出去”实现服务产品出口，持续“走出去”推动出口结构转换而论，印度软件业的实例可谓典型。(1) 早在1990年以前，就有不少印度软件工程师前往美、英等国开展软件劳务输出，这既在当时以“自然人流动”实现软件出口，又为以后印软件产业成长培养了能适应国际市场的人才。(2) 1991年以后，随着印度国内多个软件技术园区(STPI，属于EPZs)设立，印国内软件业迅速发展；这时，流入STPI的外资企业和早些年间“走出去”本国人士回国创办的企业都起到重要作用；1999年，印度软件出口中异地承包比重由10年前的不足10%上升到42%。(3) 随着印度软件业实力上升，不少印度企业和人士再次“走出印度”，并以“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方式在境外大量实现或促进印度软件出口；印著名企业Tata、Infosys、Wipo、Saryam都在全球广设机构和人员，以为客户提供软件和其他IT商务现场服务。观察以上三阶段内外互动，第一阶段表现为人员 “走出去”，第二阶段则是“引进来”、“走出去”者“返回来”都很重要，第三阶段主要是机构“走出去”。经历这一发展过程，印度出口结构转换，1995年，印度软件出口、服务出口占全部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为0.01%、18.1%，2003年分别上升至10.5%、30.9%。
5. 持续的对外FDI与产业转移推动母体贸易结构全面升级
持续的对外FDI和产业转移能从出口、进口两方面推动贸易结构全面升级：一方面是和FDI相关的本业产品、中间投入、高科技产品、服务产品出口规模增长和比重增加；另一方面，随着相对低端产业转移到其他经济体，本体所需转而通过进口解决。
从全球贸易结构来看，1985～2000年间，世界商品出口额年均增长率最高的4类产品分别是数字储存集成块(年均41.9%)、电视及其他无线收发器(24.9%)、数据处理部附件(18.9%)、电话和电子图像器具(16.4)；因它们的年均增长率大幅高于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这些产品类别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上升。同时，1985年以来，农产品、矿产品、钢铁、纺织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增长率大幅高于世界贸易平均增长率的那些产品很大一部分都属于跨国公司的本业产品或中间投入，跨国公司对外FDI对母国出口结构升级和世界贸易结构改变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还发现，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一般当跨国公司还能通过专利、管理途径将创新技术控制为自己的内部化优势的时候，它们就倾向于采取市场导向型FDI去拓展产品国际市场；但当某些产品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成熟或标准化，跨国公司创新产品、内部化目标、市场导向型FDI对象的热点会转移到更高层次；而关于技术早已标准化的产品，跨国公司则着手开展要素成本导向型FDI，这些产业也就逐渐被转移出母国；对母国而言，那些技术已经标准化的产品越来越通过进口来解决。世界跨国公司母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当一轮技术标准化启动之时，一方面跨国公司市场导向型FDI促使跨国公司本业、中间投入行业产品出口比重上升；另一方面，随着更早发生标准化、技术层次相对较低的产品生产过程已被大规模转移到经济水平更低的经济体，发达国家对这些产品进口增加。于是，跨国公司母国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获得全面升级。
在21世纪以前，这种FDI、贸易热点按先后次序转移的关系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我们预见，随着进入21世纪新兴IT行业跨国投资活跃和IT服务类产品的贸易性变得越来越强，这种次序转移的过程会以类似方式在高端服务业领域重现，发达国家服务业项目跨国外包和业务离岸化的繁荣也将有力促进与跨国公司相关联的高端IT硬件和服务类产品的国际贸易活动，并推动发达国家出口、进口结构进一步升级。
二、一般机制在我国外贸运行中的初步表现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和层次仍相对不高，但上述一般机制却都已在我国外贸运行中初步有所表现。我们逐一分析，同时也体会这些机制还未深入或全面地影响到我国外贸过程。
1. 同种产品FDI与出口的相互促进
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中国企业就是青岛“海尔”集团。按照国内、出口、FDI三种市场开拓方式齐头并进、大致均衡的原则，1992～2003年间，海尔家电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76.2%；2003年海尔在全球范围实现主营销售收入116.9亿元。依笔者看来，海尔出口、FDI之所以能够形成相互促进关系，关键原因在于品牌共享效应。全球市场容量对单家企业单样产品市场开拓根本不会形成限制；相反，由于出口、FDI同属一个品牌，“两条腿”国际市场开拓既有利于提升市场拓展速度，更有利于海尔品牌国际知名度迅速上升──如果说因市场容量造成了替代效应，那也是海尔FDI、出口共同对全球其他国家、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销售市场造成了替代。
2. 对外FDI与承包工程带动中间产品出口增长
据海关统计资料，2004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总额比上年增长75.9%，大大高于全部商品总额35.4%的年增长率；但即便如此，当年这一类别出口在我国商品出口总额中仍只能占到0.2%。关于企业海外投资和承包工程对促进中间产品出口的重要作用，在商务部组织的有关出口形势座谈会上，生产企业、地方官员都给予正面印证。不过，我国大部分工程承包和部分投资建厂的东道区集中在经济水平不高的发展中经济，同时对方给予中方中间产品、员工服务的交易价位在国际市场上仍属较低档次。因此，我国企业应在提升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基础上，将“走出去”市场范围逐步拓展到较发达经济，并努力提升中方产品和人工服务的卖价水平。
3. 对外FDI推动母体出口产品科技水平提升和结构改善
北京京东方科技集团是“走出去”取得这种效果的典型。京东方按战略规划开展一系列海外机构建设和合作行动。至2004年，京东方分别在北京、绍兴、台北、美国旧金山、韩国京畿道利川拥有5个研发中心，在北京、福建福清、浙江绍兴、江苏苏州、深圳、韩国京畿道利川拥有6个制造基地；并先后与外方多家企业建立技术与贸易合作伙伴关系。持续“走出去”促使京东方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国际收入大幅增长。2004年上半年，集团拥有2000多项专利技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2.3亿元，其中非中国内地客户收入58.0%。2003年，京东方在中国内地生产的显示器售出357万台，其中出口137万台。以单家企业而论，京东方跨国科技、跨国经营活动为中国内地出口数量增长和结构改善做出了较大贡献。
4. 以“走出去”实现服务产品出口并推动出口结构转换
目前，我国劳务输出带动的服务出口相当大部分属于关联于工程承包的低端服务。由于我国国内服务业相对落后，并且缺乏印度软件业那种特色和“亮点”产业，这使我国服务业商务机构“走出去”显得并不普遍。我们劳务和商务输出中初步表现出具有改善贸易结构潜力的服务种类包括有中医针灸、餐饮娱乐、卫星工程等。要通过“走出去”促进服务出口结构改善，一方面要努力促进这些种类的商务劳务输出在已有成绩上继续前进，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商贸领域、金融保险、软件信息等服务业在通过“引进来”促使国内业态素质有较大提升的基础上，再努力“走出去”，以此实现我国相关服务出口，乃至推动我国服务出口比重上升。
5. 对外FDI与产业转移推动母体贸易结构全面升级
据商务部信息，2004年1至9月，我国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境外加工贸易项目95个，中方协议投资总额2.422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2%。从项目东道地来看，亚洲、非洲和原苏东地区投资占比超过90%；从项目行业来看，除1个农业项目外，其他项目均属轻工、纺织服装、机电行业；从项目流出地来看，来自山东、江苏、浙江、广东、辽宁5东部省区协议投资金额占52%；从投资方式来看，实物投资占71%。上述我国自身产业素质相对较好的省区低端制造业外向转移将对我国贸易结构产生有利影响：(1) 由于主要是实物投资，转移有利于带动我国机电中间产品出口；(2) 企业原所在地能够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使用到相对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高端产业出口由此可能增加；(3) 国内轻工、纺织服装、小机电生产规模减少，这些产品进口增加。总体上，这种转移能够促使我国外贸结构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改善。
三、“走出去”与我国外贸交易地位和比较效益的改善
除大部分经济体通常都面临的规模、结构、效益问题之外，我们外贸运行过程中还显露出多方面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1) 中方对价值链的控制地位相对不利。外资出口和部分内资出口都存在着中方对产品价值链比较效益相对较高的两端── 一端包括产品设计、规格、品牌，另一端主要包括流通和销售──无控制权或控制力较弱，中方对出口产品的利益分成往往集中在比较效益相对较低的加工环节。(2) 对外资的高依赖蕴含着风险。2004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率分别为57.1%、55.3%。外国进入者行为方式可能相对短期化；同时，随着我国国内要素价格上升，我们吸引外资区位优势将削弱，外资流入增长也将逐渐不再维系原有的高速增长；这些都使出口增长面临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3) 中方生产商家内部压价竞争；中方对销售渠道的控制力弱、出口产品国内生产集中度普遍不高是导致内部削价竞争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我国外贸交易地位相对不利，比较效益相对较低。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以恰当措施引导中方企业行为能一定程度有助于上述问题解决。
1.“走出去”建设研发和营销机构，培育品牌商号，增强对产品价值链两端的控制力
通过在海外开展研发分支建设，企业将得以追踪产品开发的世界前沿并开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通过在海外开展营销网络建设，企业能够主动控制产品价格形成环节并培育自身品牌商号的国际影响力；总之，企业国际化战略有利于强化本国企业对产品价值链两端的控制力。目前，京东方在海外的多项收购、联想对IBM的收购都同时涵盖到研发部门、产品品牌和销售网络。至于海尔集团，采取自身独特的手法构建海外研发、销售网络一直是企业战略重要环节；特别是海尔销售策略，在中国企业中可谓独树一帜。为维护自身品牌形象，即使面对国际市场，海尔一直都将同业竞争重点放在质量和服务上，基本摒弃通过削价拓展市场的经营策略。
另外，推动中国自有品牌商贸类企业“走出去”并向跨国商贸巨头方向成长──除会引发新类商贸服务出口之外，尤为重要之处在于──能有助于改善中国企业商品外贸的询价地位。目前，中国商品出口价格之所以被压的太低，有时也是外方跨国采购集团，特别是像沃尔玛、家乐福等零售大颚的信息、询价能力超强导致。反过来，如果由中方跨国商贸集团来开展采购和零售则会有所不同，因为它们一定程度要在国际上作为中国商品形象的代言人；它们的行业还是中国制造业、世界商贸业之间的中间行业，与两头都一定程度存在利润率平均化问题；相比外方跨国采购者，它们打压中方制造品售价的意愿相对要弱。
2. “走出去”再“返回来”替代外资出口
一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带今后相当长时期也面临着与前一阶段东部地区相类似的加工贸易发展和出口产业成长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它们的资金实力和国际市场意识将得以提高，它们也会产生立足于利用国内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带开展加工贸易、实业建厂的需求。考虑到语言、文化、民族的同一和亲和性，相比前一阶段东部地区出口增长，今后内资企业在中西部出口产业成长中所起作用应该更大一些，而这些将起重要作用的内资企业的主体应该是目前国际商务经验较好的东部“走出去” 成功者。为此，我们一方面应尽早尽量取消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跨国经营方面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也应针对内资企业，特别是已经“走出去”成功者进行观念引导和行动促进，以推动它们加大国内实业投资，特别是中西部实业投资的参与力度。
不过，我们在和地方官员座谈时，四川、甘肃等中西部省份商务主管官员都提到了交通条件对出口增长的制约问题。这一问题具有典型性。它表明当前中西部出口产业成长开始遇到由基础设施瓶颈带来的交易成本高昂的问题。为了在中西部地区营造有利于出口产业成长的外部环境，政府应着手加大改造国内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力度，并努力完善政策框架，以为内外资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秩序，推动东中西三大地带共同实现出口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
3. 通过行业国际化提高生产集中度并改善出口竞价秩序
我国很多出口行业国内生产厂家分布显得小、散、杂，这既从内在机制上引发了大量企业只图一时生存而削价竞争，也不利于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约束机制。从另一方面看，因产权重组市场框架建设滞后，仅凭国内自发的市场机制一时还难以推动这种行业组织形态改变。由于国际市场为企业提供的发展空间和成长潜力相对更大，单家企业“走出去”会使生产规模大幅提升；而如果一个行业企业普遍“走出去”，则有利于该行业生产集中度提升和出口竞价秩序好转。
企业对外投资对产业组织和出口竞价秩序的积极影响在我国少数产业中已初步有所表现。目前，只是在某些家电子类行业中，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才普遍显得活跃；同时这些行业国内产业组织形态也不断得到改善。以冰箱产业为例，2000年前4家生产集中度C4接近60%，而10年前前4强产量比率不足30%。我们还注意到，同属家电大行业，某一行业小类中是否出现活跃的跨国经营者，产业集中水平会炯然不同。据有关调查，2003年我国大型零售企业所售家电产品中，前10位市场集中度最高的产品是微波炉、彩电和电冰箱，分别为97.9%、86.3%和83.8%，而这3类产品企业国际投资活跃；最低者为燃气灶、电热水器和抽油烟机，集中度分别为55.8%、61.5%、62.9%，这3类产品均几乎没有企业跨国开展生产基地建设。
四、以恰当的“走出去”策略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总结，为推动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在我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应把握好以下策略要领。
(1) 推动企业海外生产、销售、科研分支建设方面。引导工业制造企业既坚持走出国门开展生产基地建设，又努力在对外直接投资和产品出口之间形成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关系。引导中国企业通过国内海外科研的互动提升国内出口产品的科技水平；通过经验示范、信息提供等措施引导国内企业加强海外营销网络建设；示范和促进企业通过多形式国际化战略努力提升自有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以产品创新、市场通路、品牌商号国际化改善中方交易地位和比较效益；着手推动中国品牌商贸企业“走出去”并成长为跨国商贸集团，以带动中方进出口询价地位改善。
(2) 促进投资贸易关联方面。鼓励和促进国内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带动国内高附加值生产资料出口。引导相关工业制造企业将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技术档次相对较低、环境压力相对较大的制造过程通过持续不断的跨国直接投资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企业所在地更低的其他国家，以推动出口进口结构双向升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策相互配合，通过信息发布、政策引导帮助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海外工程增强境外初级资源的开发控制能力和价格谈判能力。
(3) 促进“走出去”企业“返回来”方面。引导已成功“走出去”企业加强国内实业投资和生产基地建设；地方政府探索促进内资在国内开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措施。在促进中方拥有产权的跨国公司加大对中国国内市场参与力度的过程中，要着眼于带动国内生产集中度提高，并努力推动国内出口、进口同业竞争秩序良性化。改造基础设施，完善政策环境，为国内产业梯度转移提供条件；鼓励和引导中国跨国公司和有国际商务经验的中方人士在国内培植高端出口产业。
作者：徐强 商务部 研究院 跨国经营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