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成本推动性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那么，新一轮的崩盘对全球实体经济形成的冲击将更加深刻、更加持久，不仅可能将欧美金融体系正在愈合的伤口再次撕破，而且会把危机中受害较轻的国家大量卷入，从而掀起新一轮金融海啸，并导致世界经济第二次探底。

　　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进入关键的“第三阶段”

　　眼下，国际市场农产品、大宗商品价格正在飙升，储蓄率相对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东亚国家的货币日益升值；面对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和本国闲置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态势，一些国家不得不加息和强化资本管理，以应对不断恶化的通胀、资产泡沫问题。美国中期选举之际，全球都很关注美国决策层的变化，进而推测美国下一步的经济政策——可以说，如果美国目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不及时调整，其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引发“全球通胀”，而世界各国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种种迹象表明：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正进入关键的“第三阶段”。它和第一阶段（2007年3月开始爆发的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倒闭）的“债务危机”的特征完全不同，和第二阶段（2008年8月开始由“雷曼破产事件”蔓延开的全球金融体系信用借贷关系瘫痪、资金大规模撤回、各国政府无奈被卷入注资救市“大合唱”）的“流动性危机”的特征也不一样，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它已呈现出自己的三个主要特征和急需应对的三大课题——

　　发达国家应尽早“退市”，以收回全球“多余的流动性”

　　第一大课题，是主要发达国家应尽早“退市”，以收回全球“多余的流动性”(第一特征)。

　　各国政府的救助行动平息了市场恐慌，但如今随着市场修复，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也在不断“恢复”它原先的流行性，而政府在第二阶段投入的“高流动性”的准货币资产，现在由于缺乏“新的增长点”支撑而慢慢呈现出了“多余”的征兆。如果实体经济的修复还看不到希望，从而来不及吸收市场上这些闲置的充裕资金，那么，很有可能这些流动性会通过银行无奈的“信用创造活动”（比如，政府给银行的钱，银行贷出去，因为没有实际去处，大部分钱又回到银行或资本市场，进入下一轮“信用创造”，即银行再将回流的资金继续贷出……如此循环往复），规模不断放大；这些越来越多的资金很容易“变性”进入楼市、农产品和大宗商品市场参与投机活动，追求虚假繁荣带来的暂时但可观的“资本利得”，以补偿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利益损失和资金闲置的“机会成本”。

　　虽然目前的第三阶段不像第一阶段——债务违约率不断恶化，而且和第二阶段危机的危害性相比，资本市场的低迷情况也有了很大改观，但是，一旦成本推动性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那么，新一轮的崩盘对全球实体经济形成的冲击将更加深刻、更加持久，不仅可能将欧美金融体系正在愈合的伤口再次撕破，而且会把在第一阶段危机中受害较轻的国家大量卷入，从而掀起新一轮金融海啸，并导致世界经济第二次探底。因此，眼下赶紧“抽回”多余的资金，是安全走出这次金融危机最后阶段不可忽视的一大要点。

　　急需建立完善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以避免日益严重的“以邻为壑”

　　第二大课题，是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以避免日益严重的“以邻为壑”(第二特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已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并向前推进，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天如果欧美国家政府继续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对外推行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么，看似欧美国家赢得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和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但它们的这种政策组合会导致高储蓄国家通胀水平上升和资产泡沫膨胀，从而失去增长动力，并且发生实际购买力日益下降和消费机会成本不断上升等负面情况——结果，欧美国家的对外经济扩张战略根本达不到预期效果，“伤人又伤己”，使世界经济的复苏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因此，如何借助国际政策协调机制，促使各国“政策自律”，控制住全球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所出现的流动性泛滥，将是能否彻底告别这次金融危机的关键之一。

　　尽快找到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以避免“你争我夺”愈演愈烈

　　第三大课题，是要尽快找到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以避免“你争我夺”的保护主义趋势愈演愈烈(第三特征)。

　　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努力改变自己以往对欧美经济的“过度依赖”，但如果欧美国家实体经济的复苏跟不上政府花大力气救助的金融体系的回暖速度，那么，很可能国家之间的合作会因为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动力严重不足，以致引发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引领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定不下来，是一个深刻隐患。欧美经济在全球经济整体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对眼下世界经济的止步不前，它们负有最大的责任;而其他国家则要加强跟欧美的经济合作，共同为确立新的增长点、打造健康有序的经济全球化环境积极努力。

　　对国内伴随结构调整而出现的“流动性泛滥”的现象，千万不能忽视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能忽视伴随结构调整而出现的“流动性泛滥”现象。我们的任务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艰巨：不仅要重视银行信贷可能不断放大的压力，而且要关注一部分人因为通胀预期，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等“保值增值”的情况；不仅要遏制没有实业投资方向的“产业资本”不断向“金融资本”转变，而且要纠正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本位利益对银行放贷的“推波助澜”；同时更要强化监管，以减少中国目前不成熟的金融市场被大规模海外投机资本“恶意炒作”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