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外界的经贸摩擦从未像今日这般令人揪心。在这个高增长的年头，重提扩大内需，更多的是出于无奈。
由于投资需求并未减退，扩大内需的政策内涵在于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并不似拉动投资这般简单，归根结底，拉动投资是政府抓权，而扩大消费则要求政府放权。如果政府能够减少主动投资，居民消费再上一个台阶并非难事，而经济增长也将重回健康的轨道。
消费者已尽力而为，如果其它条件没有改善，扩大消费只能是句口号。
从今年开始，很多官员和学者在看到我国不断增长的外贸顺差时，感受到的已不再是愉悦而是头痛了。本月，压力更大了——10月份的统计数字显示，当月外贸顺差再次改写纪录，达到120亿美元。照此趋势，全年外贸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已是板上钉钉。
贸易不平衡导致的外界压力之大，从纺织品谈判达成协议之困难可见一斑。这样的情况同样表明，自上半年房地产的调控结束之后，解决贸易不平衡的矛盾已成为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头号问题。
扩大内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不过，由于国内的投资需求依然高涨，前10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维持在27.6%的高位，因此，扩大内需的政策内涵自然而然地落在扩大消费上。
然而，在目前其它政策框架不变的基础上要扩大消费，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年轻人历来就是消费的主力人群，“月光族”(每月花光所有收入的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然而，记者常听到“月光族”的抱怨：每月挣5000元钱，听上去不少，但各种保险要扣1000元、房子月供2000元，再扣掉交通、水电、通讯等各种费用，其实一个月也就花1000多元钱，在北京这样的消费算高吗？
的确，消费者是理性的，他们的消费也受到自身条件的硬约束。经济学家就此指出，在过去的15年里，居民消费与GDP、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不相上下，且比较稳定。另外，中国的消费数据忽略了过去5年中国增长最快的领域——住房。尽管居民在住房方面的消费在GDP的计算中被计入投资，但实际上这也是家庭的消费性支出。如果算上这部分，居民的消费支出在GDP的比重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这就是说，消费者其实已经尽力了。如果其它条件没有改善，扩大消费只能是句口号。
那么，是不是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已无处可作为？也许不是。
消费不仅受到当前收入的影响，同样受制于预期收入的变化，而在当前的转型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预期收入不那么明朗
当心理学家分析转型社会中普通居民的心理状态时，会用到一个词：焦虑。如果要经济学家来翻译这个词，他会选择用另一个词：预期不明。
就是说，消费不仅受到当前收入的影响，同样受到预期收入变化的影响。而在当前中国的转型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预期收入是不那么明朗或者说是不那么乐观的。
不过，虽然预期很重要，但另一个原因可能更为重要：储蓄率过高。这里的储蓄并非仅指居民储蓄，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国家的储蓄。所有的国民收入按支出可划分为消费和储蓄，而储蓄则将有相当大的比例转化为投资。
经济学家们认为，在我国，消费之所以对GDP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原因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投资增长过快，归根结底在于整个国家的储蓄率过高。储蓄率过高是政府一直保持很强的储蓄冲动导致的，而政府储蓄也直接导致了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
“政府储蓄过多的现象太多了：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有时甚至闲置，但还要发很多国债；外汇储备也是超速增长，这些都是政府储蓄。还有很多政府的投资支出，也是储蓄转化的。”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这样分析说。
在政府储蓄过多的另一面，就是政府的公共消费不够，尤其在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国家发改委的专家们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私人消费品一般由市场提供，而公共消费品则由政府提供。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是政府最主要的支出，其占GDP的比重大约都在30%左右。而在中国，这一比例相当低，1998年仅为1.5%。虽然近几年，我国在社保方面的公共消费增长速度有所提高，但基本保持与财政收支的增长同步，因此，上述指标不会有很大的提高。
经济学家们认为，我国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以前由各个“单位”完成的社会福利逐步取消，而应由政府补足的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又没有跟上，直接导致了居民必须通过增加储蓄、购买保险等种种方式予以弥补，因此，消费就只能缩手缩脚了。然而，居民储蓄的增加，再次将资金过多地挤向投资领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银行把紧信贷关以后，投资增长的速度依然降下不来。政府、居民都有这么多储蓄，不投资又能去哪里呢？
如果政府能够减少主动投资，先扩大自己在公共产品方面的消费，居民消费就能“松绑”，再上一个台阶并非难事。
政府提出扩大消费已有几年时间，但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虽然消费速度有所提高，但远远跟不上投资增长的速度，投资对GDP的贡献不断提高。相比之下，前几年刺激投资的政策则见效很快。
对此，经济学家们指出，扩大消费并不似拉动投资这般简单，归根结底，拉动投资是政府的权力增加了，而扩大消费则要求政府采取富民政策，把钱拿出来给大家花，是主动地放权。如果政府能够减少主动投资，先扩大自己在公共产品方面的消费，居民消费才能“松绑”，再上一个台阶也并非难事。
富民政策有两种方式，一是普遍的减税，另一个是加强社会保障。
减税实际上从今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已经开始了。专家们估计，仅此一项政策可以使明年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提高0.5个百分点。不过，这仅仅是个开端，生产型增值税转消费型在全国推开将是另一个重要的步骤。然后还有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一，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消费产生影响。
对比减税，加强社保是更重要的一项政策。一方面是完善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提高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则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社保体系逐步覆盖农村。其实，后者更为重要，因为社会保障的缺位已经导致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全世界最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全世界最庞大、最频繁的人口流动问题等等。(记者 尹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