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言论引起了我国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撒切尔夫人的这番言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这可从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严重失衡中找到她说这番话的理由。
众所周知，版权贸易是我国出版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强版权贸易，对于优化我国出版产业结构，促进我国出版业与世界市场接轨，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九十年代初我国版权贸易开始起步至今，我国在版权的引进与输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在版权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引进远远大于输出，比例极不协调。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0-2004年间，全国各出版社共引进图书版权约66581项，输出图书版权约4119项，引进与输出之比约7.2：1。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向新闻媒体透露的情况更令人吃惊，和中国对外贸易一片大好形势相对，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以图书为例，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为什么我国的版权贸易会出现这么大的逆差？笔者认为，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知识总量、结构的制约。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日益发展的高端技术、科技知识成为社会市场需求的主流，而我国在知识创新这方面还很欠缺。比如，计算机技术，国外已经成熟了，我们才开始觉醒，国外出版商围绕计算机技术使用与开发的图书已经出版很多了，而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计算机类图书会有这么庞大的市场，以至我国计算机技术萌芽时，自行编制有关图书已经来不及，没人才也没那个水平，只能靠引进，于是，我国大量引进有关方面的图书，结果北京区域内的出版社引进计算机类图书的引进量竟占到北京各类图书引进总量的26.7%。此外，对于我国来说，虽然有几千年的文明积累，但是，这些资源基本已经挖掘殆尽，现在出版的很多图书，要么主体雷同，要么提纯度较低，要么缺乏思想性与前瞻性，总之，含金量较低，已经不能满足世界市场对新知识的渴望。由于我们科技文化知识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缺乏创新性，致使我国的图书“走出去”步履维艰。
二是版权贸易人才缺乏。版权贸易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有关人员既要精通游戏规则，又要熟悉出版业务，还要有较强的选题策划能力，洞察市场的能力，这个要求对我们大多数出版社来说无非是个难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出版社运作模式，现在尚有残余影响，多年的人才引进“近亲繁殖”，已经导致很多出版社人才不济，很现实的一个情况是，虽然现在我国的出版社正在深化改革，但是，依然有很多出版社靠着教材教辅过日子，多年出版不了一个适应市场需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产品，这个现象在地方出版社中表现更为突出。一般出版人才尚缺乏，更何况能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版权贸易人才。
三是视野较窄，重视程度不够。多数出版社把目光依然放在国内这个市场中，对他们来说，国内市场已足以让他们过的无忧无虑，虽然出版市场竞争难度在增加，但是，带来的压力还不足以迫使他们必须改革。“等、靠、要”的思想依然存在，吃大锅饭的思想依然存在。版权贸易甚至在一些出版社领导的眼里，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已，至于输出版权，更是觉得与己关系不大。这种鼠目寸光的战略思想，小富即安的思想状态，哪能出版颇具"战斗力"的图书和电子音像出版物呢？
四是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首先，我国作为世界上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在世界上现有的177个国家中，只有我国和新加坡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再加上汉语学习起来比较困难，这样，由于语言的障碍，导致我们的图书“走出去”难；其次，我国的图书在选题、编辑、出版时，充分结合了我国的国情，考虑了我国人民的生活背景，在语言表述，事理表达等方面，我们认为很合情合理的事情，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异，在一些国外读者眼里可能就难以理解等等。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引进那些对我们发展有益的优秀出版物，也更需要把我国的优秀书籍介绍到国外，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民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现在与未来。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深刻指出：“扩大国际文化交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号召，更是责任，我国出版界必须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振奋精神，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努力扭转图书版权贸易逆差较大这个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