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半年的过去，有关中国经济走势的议论又多了起来，特别是有的机构预测，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从上升到下降的拐点已经形成，在未来3到6个月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仅会下降到8%以下，而且会进入新的通货紧缩状态。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最好的运行状态，高增长，低通胀，投资过热已经降温，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消费物价稳定且在低位运行，现在的危险不是下降过快过大和出现通货紧缩，而是防止过热复发和投资反弹。
自从去年4月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来，特别是针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今年继续出台了一些措施，经济中的过热现象已经暂时得到抑制，经济增长已经越过景气循环的高位开始下降，形成了稳中趋缓之势。但预言下半年会出现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和通货紧缩，似乎依据不足。
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看，今年一季度投资较上年同期明显回落，但4、5月份又小幅回升，上半年有可能在25%上下，下半年也会在20%左右，增速并不算慢。消费增长比较稳定，目前也没有大起大落的迹象。变化较大的是净外部需求，去年1至5月份有8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今年同期则出现了3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如果汇率不作调整，这一趋势不会发生多大变化，全年的贸易顺差将会超过去年。这一方面显示出目前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下降态势，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今年的经济增长降幅不会太大。
从价格的变动趋势来看，1至5月份消费物价、零售物价、生产资料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均比上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而5月当月，上述主要价格均出现了环比下降、同比上升的态势。由于夏粮丰收，权重较大的粮食和食品价格稳中趋降，但由于南方水灾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今年的粮价走势要到8、9月份秋粮上市时才能确定。由于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未变，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压力大于上升，预计下半年各地会出台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和服务的调价措施，因此，今年既不会出现通缩，也不会有通胀压力。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是汇率问题，二是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这不仅会影响到今年的经济走势，而且会影响到明、后年的发展。
从就业和国际收支来看，不会发生趋势性变化，就业压力依然很大，短期内不会减缓；国际收支顺差依旧，如果汇率不变，不会比上年减少，其利弊都非常明显。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运行，今年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问题是明、后年的情况将会怎样？既然减速趋降之势已经形成，明年会不会下降过多过大？这与当前的体制调整和政策操作以及人们的预期有很大关系。如果按照目前的走势继续下去，明年有可能出现下降过多的问题。虽然近几个月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保持在13％至15%之间，但5月末M1的增长只有10.4%，贷款的增速已经降至12.4%，比上年同期少增1600亿元，房贷增长19%，比去年明显回落。把贷款增长的下降归之于银行上市提高资本充足率，恐怕理由不足。
房贷新政的目的在于稳定房地产价格，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一些地方仍在大上猛涨，另一方面又被不少人看作是打压房地产。究竟情况如何，还得作进一步观察。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房地产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且还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但价格上涨过快必然形成泡沫，泡沫破灭就会出现大跌。这对谁(包括开发商、银行、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工)都没有好处，且目前人们的预期是普遍看涨，一旦出现跌势，问题可能就大了。所以，只要小幅慢涨就是好事。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在减免农业税和增加农业支出上有所动作，但在关键的所得税并轨和增值税转型上并没有什么进展。
如果说，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问题不大，明年的问题恐怕就不小，而长期的问题则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此语并非耸人听闻，而是目前的现状使然。现在，从政府到民间，从学界到业界，从高层到各部门，大家的眼球和精力都集中到了宏观经济波动之类的短期问题上，据笔者所知，还有很多机构正在准备加入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炒作之列。但是，对于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关注。须知，战略性失误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一般来说，当一国资源尚未充分利用时，相对而言，宏观问题比微观问题更突出。但是，像现在这样几乎人人谈宏观，个个(机构)作预测的现象也有些不大正常。根源在于，在目前的体制条件和激励约束下，这样做的收益大于成本，花的力量不大，但很容易炒热炒红，一可争权，二可出名，三可取利，何乐而不为。而一些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大问题，要真正做好则非得花力气不可，而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又无人关注，无人赏识，或者束之高阁，或者变成废纸，连个响声都听不到。然而，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目前已经成堆，亟待研究，更需要早作安排，未雨绸缪。
比如，上次提到的20多年来我们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大量引进外资的重商主义政策，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的情况是，一不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二又增加了国内能源、原材料供给的负担和环境压力，三是恶化了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那么，现在要不要调整，如何调整？
再如，20多年来，我们实行了把政府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方针，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但同时也阻滞了政府转型，使得各级政府置身于经济竞争之中，造成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双重扭曲。现在要不要作出调整，或者赋予它以新的内容？
又如，我们的金融体制已经明显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正在改革，但把宝全部押在国有银行的境外上市上是否得当，有没有一个金融改革的总体战略？农村信用社改革究竟是花钱买机制，还是向下甩包袱？这样做，钱花了，能不能买来机制？民间金融何时放开，如何放开，有没有一个战略性安排？总之，融资的市场化和便利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还有，20多年的改革开放，民营经济的准入和投资限制已经基本放开，产品市场的市场化也基本实现，但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展迟滞。中央和国有企业依赖和控制资金要素，地方政府控制和依赖土地要素，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控制和依赖劳动力要素，如何在改革攻坚阶段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事关改革和发展的大计。
此外，还有能源安全问题、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问题、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小规模迁徙问题等等。
如果我们不对这些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认真的研究、周密的安排和有效的解决，那么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最终有可能会打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