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7月21日起，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指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
“刚刚结束的一期广交会上，欧美客商比去年明显减少，来自欧美的订单也下降很多。” 河北外贸企业圣仑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平介绍说，具体的下降份额要等广交会二期结束后才能出来，但他们现在已能感受到纺织品出口的“阴云密布”。
美国商务部于5月13日和18日先后宣布，对来自中国的7种纺织品进口实施数量限制。对中国纺织类产品设置种种“贸易壁垒”，使一部分外商为了规避风险，开始将订单转向印度等南亚国家；同时，给国内的外贸企业和国内的经济带来了潜在危机。
出口放缓影响经济增长
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一改前几年年初贸易逆差的状态,6月份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6%,达到659.6亿元,增幅远远大于预期;同月进口增幅则相对较小,仅有15.1%,总额计562.8亿美元。进出口增幅的一慢一快使得中国6月份贸易顺差高达96.8亿美元,2005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总额也由此达到了396.5亿美元,与2004年上半年的68亿美元逆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课题组的报告显示，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略有上升,钢铁出现历史罕见的净出口局面，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放缓。前5个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3%,增幅同比回落26.9个百分点。传统大宗商品出口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增长17.2%；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增长22.8%,增幅均有所回落。
进口商品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进口需求明显下降,初级产品进口需求相对较高。随着我国对固定资产投资实施调控政策,投资品进口需求明显下降。前5个月工业制成品进口增长11.2%(上年同期为36.3%),其中,进口汽车4.8万辆,下降38.1%(上年同期为增长83.6%)；进口钢材1070万吨,下降31.5%(上年同期增长60.3%)。此外,机电产品进口仅增长9.3%,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32.2个百分点。初级产品进口特别是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进口需求相对较高,占全部进口的比重有所增加。
摩根斯坦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有两个特殊的原因可能引致进口减缓：首先，大量的库存可能是一个原因，中国上年可能进口了过量的建筑设备。其二，中国政府将汽油和柴油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石油企业放缓了原油进口。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课题组报告称，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环境基本上是有利的,但制约因素有所增加,加之受外贸连续3年超常规高速增长的基数因素影响,外贸进出口将面临一定的挑战。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预计全年外贸出口将增长24%,进口将增长20%,全年实现顺差6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0亿美元左右,但与上半年相比,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
摩根斯坦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则认为，过度地依赖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缺憾。在罗奇看来，由于面临外部的贸易摩擦，中国的出口动力在今年下半年将显著放缓，最终影响GDP的增加。
粗放式的外贸增长难以持续
“近几年来，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旺盛需求和人民币汇率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现在，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3左右，而在外向型经济相当发达的美国，这一数值也只有20%左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说，“显然，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国际市场有较大的依赖。如果出口形势发生变化，而国内又不能保持较高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进一步放缓”。
刘伟教授认为，虽然目前净出口的扩大抵消了内需增幅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了30%以上的出口增长，再继续保持这样高的出口增长率是有难度的。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实际上意味着一定的国际市场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适度地松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内需的适度扩张，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及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在接受中国投资记者采访时说：“外贸依存度过高产生贸易壁垒，使出口下降，经济减速；顺差是害人害己的，对贸易伙伴也是不利的。从经济发展的长远看，贸易顺差、逆差应该尽量保持平衡，因此我主张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调整后可以利人利己，当然在调整的过程中，需要恰当的解决办法。”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师梁优彩向中国投资记者分析：人民币升值可以打破贸易的不平衡，解决贸易壁垒的问题，当然这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目前在国内的热钱大约有3000多亿，选择这种时机升值人民币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要超过10%，应该在5%～10%区间之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课题组的报告称，一方面，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在内需降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外需占经济新增需求的比重偏大,一旦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或其它贸易条件发生变化,外需的波动容易造成经济起伏。
另一方面，贸易顺差的大幅增加也进一步刺激了国际投机资本对人民币汇率的炒作、投机力度,到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了1010亿美元，同比多增337亿美元。外汇储备非正常增长造成我国货币资金投放渠道扭曲,对内需型产业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为不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最新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今年7月21日起， 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这一调整幅度主要是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时也考虑了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
从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同时期GDP增长的差距中可以看出，尽管入世3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十分显著，2004年的贸易规模相当于2001年的2.3倍,贸易增长连续多年都在30%左右,但是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国民福利增长与贸易的高增长并未同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认为，能够带来的利益与附加值的高低是衡量出口一个很重要的方面。2004年出口增速为35.4%，进口价格上升了5.3%,如果这种上涨源自出口商品附加值的增高或者由于结构调整而增加了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国加工深度的提高,意味着贸易对国民收入增加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出口价格的上涨并不是完全由于提高附加值所取得的。由于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往往只承担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致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位。
对此，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指出，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与制造业结构、技术结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错位：如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机电产品是第一大出口产品，而这与我国发展相对滞后的制造业结构、技术结构并不吻合。
分析原因，张燕生认为有两点：其一是“候鸟经济”所致，即大部分高端产品出自拥有自主产权的跨国公司，而非中国企业。尽管从出口统计上看，出口的产业都是高端的，其实技术、品牌、甚至企业的所有权都不是中国的。这种“候鸟经济”或“外插入结构”是不稳定的，一旦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丧失，他们就会转移出去，选择具有更为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
其二，在我国加工组装的高端产品中，我们仍处于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序。比如，对某一高端产品进行包装或组装其中的部件，尽管被列入了高端产品的类别中，但是仍是最低端的生产工序，也不能说明进入了高端分工。
在张燕生看来，贸易大国是与经济大国相关的，贸易强国也是与经济强国相关的，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与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关的。
因此，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还需提升，若比较优势能够处于分工的高端，才真正会被国际市场所认可，并不易被替代。
改变出口策略 做好“加减法”
“要破解与外部世界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难题，中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彻底改变传统以出口创汇为首要目标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问题。”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博士认为，实现出口促进从“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转变。
目前，中国商务部已经就转变中国出口战略、建立全国的“外贸促进体系”设立了专项课题研究。作为该课题主要责任人的沈丹阳表示，该项研究将改变中国传统的贸易战略。中国传统贸易战略是以“出口创汇”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努力扩大出口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扩大出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外贸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比中国GDP增长高出一倍的速度增长。
但是，这种带有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增长方式也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扭曲了国内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出口退税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巨大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持续的贸易盈余也会使一国的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对本国的汇率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对此，商务部研究院正在制订的商务部《建立全国外贸促进体系》专项研究，描述了中国需要建立的一种“大商务”格局。这个格局的理想模式是：建立一个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广泛参与的促进体制，采取经济和非经济的手段促进中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从国内的角度看，外贸升级的条件正在逐步准备中。一方面，国内的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转变，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加快，民营企业将更快地进入出口领域；另一方面，国内的产业升级也在不断推进。低端产品逐步减少，一些技术含量和加工度比较高的产品正在增加，我国在国外的销售网络也逐步在发展。
看来，从贸易大国转变到贸易强国，需要改变出口策略，破解外贸的粗放增长困局，做好贸易的“加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