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一词正成为中国政治场域中的流行语，不仅被政协发言人“信手拈来”谈反腐，还登上了中国总理的施政报告。“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句话堪称今年施政报告的点睛之笔，既是推动改革落地生根的箴言，更是严格约束权力的诫令。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经过前两年的蓄势积累，改革的框架逐步成型丰富，各项改革措施“全面播种、次第开花”。简政放权被本届政府列为“开门第一件大事”，亦被视为改革抓手和突破口。那么，实施2年来成效如何，还有多少空间，还能对改革进程产生多大催化作用呢？
本届政府力推简政放权，其用意在于通过政府的自我革命释放改革红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从数量上看，政府只用2年时间，就提前实现了“行政审批权砍去三分之一”的目标；从效果上看，得益于审批简化，2014年兴起了创业热潮、创新热潮。但不容回避的是，简政放权在各地政府的执行中也存在“变形”的情况，导致改革效果打了折扣。
第一种是舍不得放，放得不彻底。比如，政府的权力权限表面上看砍掉了，却偷偷转移到了“红顶中介”手里，这不是真放权，是伪放权；阻力小、油水少的领域放权了，阻力大、油水多的领域却遭到利益集团抵触，这也正是李克强此次强调继续“加大力度”的原因。
据官方统计，从2014年审计发现的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线索看，60%以上发生在行政管理权或审批权集中、掌握重要国有资产资源的部门和单位。可见，审批权集中的地方，是寻租空间大的地方，是官员容易“出大事”的地方。这一数据，进一步支撑了“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二种是一放了之，为官不为。根据李克强的设计，简政放权应该放管结合，放权不代表不管了。但在现实中，由于惯性和惰性，官员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只会批不会管，呈现“对审批迷恋，对监管迷茫”的怪象。
政府的转型，自然也要求官员的转型。正如李克强在报告中所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那么，不擅长管的要学会管、精于管，拍脑袋决策的要学会决策科学化、专业化，如此，中南海的政策才能得到好的落实，改革方案的含金量才能显现。
第一种情形可视为“权力的傲慢”，第二种情形可视为“权力的懒怠”，都是“权力任性”的表现。而傲慢和懒惰，被列入西方宗教“七宗罪”的范畴。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是领导层在改革关键时期特别强调的。唯有铲除上述“权力的两宗罪”，影响改革措施生根开花的“中梗阻”现象才能缓解，改革红利的释放才能不打折扣。“有权不可任性”，表面上看，是李克强在敲打官员，实际上是通过约束权力构建善政，从而给全面深化改革清障开路。
记者 聂芝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