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到地方，对压缩“三公”经费不可谓不尽力，然而在这样的现实之下，某些部门“三公”经费仍然呈现上涨的态势，除了强大的行政惯性之外，更需全面反思预算制度。
日前，95个中央部门单位“晒”出了2013年度的“三公”决算。对比2012年，其中25个部门的“三公”决算有所增高。幅度最大的国家邮政局，2013年的“三公”决算比2012年高出7807.22万元。（《新京报》7月20日）
如果仅仅从中央部门公布的“三公”决算来看，情况还是相当喜人的。单独对比“三公”经费的预算数和决算数，也即年初计划开支与实际开支，95个中央部门中有87个部门压缩了“三公”开支，占比高达93.68%，“少”花的金额达70685.63万元。
但众所周知，这种“压缩”往往只具有纸面上的意义，衡量“三公”经费使用情况，评价中央部门单位究竟是浪费还是节俭，更科学直观的方法是与上年度的纵向比较。在这个意义上说，“对比2012年，其中25个部门的“三公”决算有所增高”，无疑让人失望。简而言之，“三公”经费在多项规定、禁令的围追堵截之下，其实在一些部门并没有真正降下来。
显而易见，这与公众的感受和期待存在差距。2013年是全面贯彻实行“八项规定”的第一个年度，中央部门单位的“三公”经费使用情况无疑具有风向标的意义。而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相继出台，各地对政府部门“三公”问题的管理和约束力度也越发严格。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对压缩“三公”经费不可谓不尽力，然而在这样的现实之下，某些部门“三公”经费仍然呈现稳步上涨的态势，除了强大的行政惯性之外，更需全面反思预算制度。
有媒体称：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下的预算制度，就是“多花多得”，下一年度的预算以上一年度的使用情况为基数，上一年度花得多，下一年度就给得多，相反，如果上一年度的预算花不完，下一年度就有可能相应缩减。本质而言，这就相当于鼓励多花钱，诸如某些部门采购“不买对的只买贵的”、“年底突击花钱”等种种怪现象，也因此而成为常态。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预算模式还会形成一种逆向评价。2010年，广州地铁2号线实际建设的花销比原本预算节约了18个亿，可负责人卢光霖不仅没有得到奖励，反而因为“钱没花完、绩效不好”挨了批评，这让这位直性子的国企领导一度“心都碎了”——“我有花钱结余，你还来怪我，这是逼着我大手大脚花钱。”卢光霖的遭遇显然不是孤例。所谓好制度使坏人变好，而坏制度使好人变坏，相比于舆论道德层面的声讨，如果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尽可能多花反而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三公”经费不降反升就是一种注定的结局。
反思预算制度，还需严格规范预算报告。每年两会上，都有代表表示“看不懂预算报告”，“看不懂的预算报告”怎么审议和监督？这一方面需要代表提高履职素养，另一方面则应有相应的制度跟进，规范和统一预算报告的写法和模式，而不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譬如“其他支出”这样的措词就不该出现在预算报告里。再譬如此次95个中央部门单位晒出的“三公”决算，有的部门对支出情况表述就比较详细，而有的部门则语焉不祥。这种凭自觉写预算报告的情况必须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人大代表不仅要能看得懂预算报告，还应有一种跟踪意识。某个部门列出某项支出的预算，但真实情况是否如此，代表们需拿出实证精神，脚踏实地地考察一番。管理“三公”经费，从预算开始，把监督制度前置，才能更好地把“三公”经费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