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通知指出，对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深化“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不重视的，要约谈一把手。就在同一天，环保部等8部门部署2014年环保专项行动，提出对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不力的，要通报批评并约谈当地政府负责人。而5月底，国务院出台的两项文件，更首次提及必要时请国务院领导同志约谈省级政府主要负责人。约谈到底是什么？约谈究竟如何谈？
无处不在的约谈
6月12日，中央纪委网站披露，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印发《自治区纪委实施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约谈暂行办法》。此前，海南省、湖北省已经相继出台了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约谈办法。
纪委系统中的约谈，最为知名。在诫勉谈话之外，去年4月22日至26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领着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在5天里，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随后，纪委系统纷纷开展了类似的约谈。就在上周，驻中科院纪检组还集体约谈了9名新任中科院分院纪检组组长。
目前，除中央纪委外，包括环保部在内的多个国务院部门也设置了约谈制度。北京青年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统计，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除国防部、司法部等少数几个部门外，至少有20个部门都有过约谈。
部委系统中，最早引入“约谈”的是国土资源部，约谈的对象是地方政府负责人。2007年开始，国土部把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较高、在全国排前几名的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汇报情况并提出解决办法。《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出台后，这种约谈被视作问责的前奏。
约谈究竟怎么“谈”
媒体公开报道，鲜少提及约谈的具体情形，不过，从一些报道中能发现，约谈一般采取的是约谈人先发问或批评，约谈对象表态或解释这样的形式。在具体约谈中，有一对一的约谈，也有集体约谈。在约谈前，被约谈人也会得到具体通知。
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刘建华在被约谈时，提前两天接到约谈通知，并获知约谈她的是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地点是在中南海，时间是早上9点。
约谈提前3分钟开始，王岐山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你就说说财政部本身落实八项规定的情况，还存在哪些问题。”刘建华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
去年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集体约谈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负责人。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在接到通知约谈时，一些地方还曾提出，由市政府秘书长代表出席。但被告知如果秘书长来，那干脆别来。最终17个地市分管药品安全的副市长悉数到场。
约谈从通报“不打招呼的抽查结果”开始，食药总局副局长吴浈不仅严厉表态，“我们必须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来一番彻底的清理整顿”，还点名要求亳州市副市长第一个发言。
国土资源部的约谈更像是一种问责，一开始就对时任大同市市长“提出严厉批评”。而据媒体报道，虽然事先已经准备好稿件，时任大同市市长还是在约谈前连夜改写稿件，在约谈时，拿着手写稿检讨，手写稿“比前一稿深刻得多”。
谈后不改将被处理处分
许多领导干部都会在约谈中表决心，约谈结束马上开始的是一场整改。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在约谈结束后，马上向国资委主要领导报告王岐山讲话要求。随后，国资委立即作出部署，继续落实好八项规定，解决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像强卫东约谈后报告，地方上也有例可循。湖北省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对领导干部进行约谈的暂行办法》中就指出，约谈对象应当根据对其实施约谈的纪检监察机关的要求，就约谈情况在本单位党组织民主生活会上进行报告。
更为重要的是约谈后的整改。新疆自治区环保厅曾就环境问题约谈4区县负责人，环保厅负责人指出，环保部门将在整改限期届满后对被约谈县区进行回访。对仍然没有进行有效整改的县区，将启动问责机制，追究县区政府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已出台的约谈办法中，约谈后的整改也直接与问责挂钩。《海南省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约谈办法》明确要求，把约谈对象整改落实情况纳入纪检监察机关绩效考评内容；对未认真落实整改要求的，予以批评教育并督促限期整改。发现约谈对象涉嫌违纪违法的，转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湖北省的办法则指出，对拒不改正的，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予以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释疑
“约谈” 谁跟谁谈？
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看来，这些约谈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发生于行政系统内部，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约谈，比如国务院领导人对地方政府负责人的约谈。另外一种是政府机关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约谈，比如发改委对汽车企业、化工企业的约谈，这是行政管理主体对行政管理对象的约谈，属于行政指导行为。
是否有问题才被“约谈”？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用四种情况概述目前约谈的情形：第一种是个人没有问题，像中央纪委去年4月开始的谈话，是对领导干部的普遍谈话，就某一个问题大范围约谈干部；第二种是个人有问题，但问题并不是很严重，这时给予约谈是警示性的；第三种是已经确定有问题要问责，但是并不清楚问题的具体情况，通过约谈让约谈对象老老实实把问题讲出来，以确定具体的问责方式；第四种是已经问责了，属于问责后约谈，是要求约谈对象认真改正错误，正确对待组织处理。
分析
约谈是积极行政的表现
为何约谈越来越多？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莫于川表示，约谈越用越多，实际上是一种积极行政的表现。他指出，过去，呈现的是一种懒政的状态，“不出事就没人管”，但现在约谈的出现，更多要求在有苗头的时候，积极作为。他认为，不管是行政监督，还是行政指导，约谈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社会秩序不受到严重侵害，起的是一种“保安”作用。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这与约谈本身的特性也有关。“约谈比较简单灵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警示和约束的作用。”
庄德水指出，现在的干部考核越来越多，大气治理、反腐很多工作都要考核官员，但在干部管理体制中，考核不合格就直接免职未免过于严厉。“一个地方执行不力，并不是领导一个人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有些时候是一些观念性的问题，能够用一些约谈方式进行提醒，以观后效，效果会更好。”
他表示，约谈也有一定的威慑力，因为是上级对下级谈话，有权力行使的方向，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监督方式，一种提醒，有一定的强制性，比其他人更有约束力。
庄德水认为，随着中国体制的改革和公共服务的提升，约谈会被更多地运用到公共管理中。
应修订规定规范约谈
庄德水指出，“约谈是个好机制，但要防止滥用。”他认为，约谈应该是介于监督和问责之间的方式。他指出：“是不是可以在以后的问责条例中明确约谈的性质和作用？比如约谈和一般性的问责有哪些本质性的区别？约谈到底是不是问责的一种？如果是，程度具体是什么样的？还是约谈只是一种前置性的措施，约谈不成，才会问责？”
他表示，“被约谈表示工作不力，能够起到威慑作用，但是约谈不能上升到问责，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约谈后如果没有行政处分，只是监督、督促的作用，问责应该是具有强制力的措施，更注重具体处分以及其他行政方面的措施，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免职等才是问责手段。”
庄德水认为，应该在谈话、约谈、问责之间划一个明确的界限，明确它们不能相互替代，以及可能产生的威慑力。他建议通过修订党政干部条例，对约谈的方式、手段、途径、范围进行规定。
姜明安也认为，需要对约谈的主体、约谈的情形、约谈的性质、约谈程序问题以及约谈的效果都进行具体规定。他表示，用党内规定的形式规范，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