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演愈烈的基层干部占地建房现象，令安徽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清房运动。不过，清理对象仅仅是房改房、集资房、自建房和小产权房，无涉商品房。
2013年6月9日，端午小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在合肥城改集团，一位办公室负责人悄悄把贴在单位电梯旁的一张纸撕下来。
这是一张房产信息的公示表，公示了城改集团六位领导的房改房、集资房和小产权房拥有情况。在单位公示了7个工作日后，这张公示表被撕下，递交给了合肥市清房办公室。
合肥市城改集团是合肥市属的房地产企业整合平台。在过去一个月，安徽省的党政干部及国企领导都在做类似城改集团的公示——家里有多少套房改房、集资房，有没有自建房和小产权房。所有人都必须填表上报，在单位公示后交纪委查证。
让党政干部主动在单位内公示房产信息的做法，此前在中国并不多见。在楼市飞速上涨的过去十年里，由于房地产沉淀了大宗财产，住房信息的公开相当于官员财产的半公开，因而官员的住房信息一直是高级机密。
2013年年初，各地更掀起过一股揭发“房姐”、“房叔”及“房媳”的风潮，一批拥有惊人数目住房的官员更触动了公众神经。此后，多地政府甚至严控用姓名查询他人房产信息。住建部曾计划在2013年6月底前实现500个城市住房信息联网，但有媒体称，来自地方的阻力强大，进展并不顺利。
安徽省的清房行动因此以一种发起者始料未及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2013年年初安徽发起针对全省党政干部的清房行动时，正值合肥“房叔”新闻发酵之时，空前的舆论压力令他们只能低调进行。
早在2013年2月底，一份详细的安徽省清房行动方案便已下发。清房范围并不仅限于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审判、检察、事业单位，政府管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教育机关、民主党派在职领导也被纳入其中。
清房行动的一位负责人称，“我们只要求党政干部申报他们的公房、集资房、小产权房，而不必申报商品房，只要是正当所得，他们有多少套商品房我们都不管。”即使如此，上述负责人也承认，这场清房行动仍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
宿松乱象
2013年年初，合肥市新站区站北社区原书记方广云作为“房地产大亨”进入公众视野。在一个中产阶级买一套公寓都不容易的城市，方广云被指控套取侵占了安置房136套，当地人甚至称其为“房叔”。
举报他的村民王可翠和方义虎向南方周末记者称，房叔的秘诀就是拿安置回扣和伪造多个假户口套取安置房。为了举报方广云，王可翠花了一年的时间，到楼道里面找水电费单子，看上面的名字，如果不是村里面的人，就记下来。4年下来，他们几个人为举报房叔花去八十多万元积蓄。
合肥房叔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以及他所代表的一部分基层党政干部的大胆妄为，都让公众震惊。但早在方广云案爆发的一年前，安庆市宿松县出现的党政干部违规自建大面积住房问题，是让安徽省领导下定决心在全省清房的直接原因。
据安徽省纪委一位人士透露，宿松县一些干部以各种方式违规占地建房的现象极为普遍，“最早只是一小部分干部在做，但没人监管，在当地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并且一下子就乱了，后来我们通过清房把当地情况摸熟了，查处了一些干部，并且希望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推广到全省。”
宿松县反腐人士贺建桥则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最早引起省委重视的，是关于宿松两位县委常委领导在龙门路上超标建房的举报——其中一位县委常委甚至在龙门路十字路口建起一栋7层的商住大楼，价值超千万，并以每年15万元的租金租给宿松园区的企业。省委领导当即组织一些老同志去宿松调查，老同志交回来的报告触目惊心，省委领导在震怒的同时，决定以宿松清房为突破口，在全省开展清房行动。
贺建桥称干部自建房之所以蔚然成风，与宿松土地管理混乱不无关系，“官员在城里盖私房都是先盖起来，再去跑手续”。
南方周末记者就这些情况向宿松县负责清房的纪委书记甘长浩求证，他回复称“宿松违规建房问题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我们现在清理的，也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土地问题”。
“查处了500位厅级干部”
这并不是安徽省第一次组织清房行动。早从2004年开始，安徽省就连续三年对处级以上干部进行过一轮清房，当时主要清理干部违反房改政策超标准购房、集资建房和多占房等问题。
当时负责牵头清房的安徽省纪委党风廉政办公室主任陈清海向南方周末记者称，那轮清房行动，一共查处了500多位厅级干部，2000多位处级干部，追缴了2亿多元的房款，“2006年后处级干部就很少存在住房违规问题了”。
在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后，各种住房违规行为在某些地方还隐秘地存在着，安徽省是少数花力气清查的地方之一。安徽的清房行动，当时也引起了中纪委的关注，2007年安徽省纪委人士还被请到中纪委去，宣讲其清房经验。陈清海称，他们还参与制定了中纪委全国的清房方案，不过由于阻力太大，中纪委那年的清房行动并没有推行下去。
而在安徽省内，清房行动一直在继续。合肥市纪委和房管局随后组成了一个清房办公室，从2008年开始对违规购买或租占直管公房现象进行集中清理。当时有一些干部手上有包括房改房在内的数十套房子，竟然还捏着一套直管福利房。
合肥市房地产协会会长李慧秋称，为了清理这些直管公房，合肥市花大力气对2万套直管公房进行了登记、检索、核实，并输入电脑，建立了翔实的数据库，在电脑前输入一人姓名，立刻可以显示出此人以及其配偶名下的所有房产以及房产的性质。
“如果你有两套房，当时我们会动员你让你自己交出多余的房屋，如果住房面积超标，就要按照市场价补上，当时连房管局一位副局长的房子都被清理了。”李慧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数轮清房行动让合肥房地产市场有序不少，和周边省会城市南昌、长沙相比，合肥党政事业单位的集资房、小产权房少了很多，“公务员也走的是市场化的团购，且一般只优惠5到10个点，像滨湖新区最近一些项目的团购即是如此。”李慧秋称。
据《江淮晨报》报道，星隆购物广场等两个集资房项目在2011年3月份入市时，三千多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极大拉低了合肥当月新建住宅均价。
星隆购物广场是安徽省地矿局开发的集资房项目。安徽省地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位内部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我们做房地产首先解决自己单位内职工的住房问题，在安徽，很多国企都是这样。”
“不过，像这样的集资建房项目，近两年越来越少。”易居中国安徽副总经理梁东勋说。
官员急抛房产
安徽省此次清房行动的一位负责人称，与2004年那轮不同，此次清房以宿松为突破口，着重查处类似宿松一样的县处级以下干部违规建房现象，“工作量太大，我们现阶段主要还是针对县城里一些干部的违规自建房。”
这将是一场历时超过一年的清房行动。在被查之前，官员有机会先行自查，自觉将房产信息登记申报，交给组织查证。官员本人及其配偶、子女有多少套房改房、集资房，有没有自建房和“小产权房”，清房行动中，这是清房的重点方向。
从2013年10月开始到2014年2月，安徽将对查出的问题进行整改纠正，纠正基本原则是干部个人手中的闲置土地一律收回；违法违规买卖土地和出售出租自建住房、保障性住房、小产权房谋取的私利一律收缴；自建住房超过规定面积的部分，一律按照市场价格回收或收回拍卖；违反规定多占的住房一律收回。
在宿松，清房的标准是党政干部自建房不能超过350平方米，超过了则要缴纳罚款或者没收。安徽省纪委派驻的清房小组历经近一年的调查和查处，共有210位干部接受了处罚。
这其中还包括两位县委常委，前文所述那位县委常委位于龙门路的七层大楼被没收，另一位县委常委则交纳了数十万元罚款过关。
另一位宿松媒体人士则透露，清房小组在调查到宿松检察院和公安局时，遇到了极大阻力，最终宿松清房行动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了。
对于上述情况，南方周末记者向宿松县宣传部部长张向东求证，他称“清房情况非常复杂，以组织说的为准”。
尽管清房行动不涉及商品房，但一位清房小组的内部人士称，此举仍对一些公务员形成了震慑。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多家合肥市的房地产中介，不少中介表示一些官员抛售房产的心态比前几个月急切了很多。
滨湖新区一家名为映日房产的中介人员称，2013年5月底一位官员甚至连开了几个小时车从外地赶回来卖房子，“他的房子在高速时代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