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会发言时，回顾了2008年中央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政策出台过程。
3月5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向大会报告过去五年的政府工作，并对今年工作提出建议。在京出席第十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温家宝请各位人大代表审议国务院工作报告，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谈到，“回首这五年，面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持续低迷的严峻挑战，中央科学判断、果断决策，有效避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因巨大的外部冲击而出现大的波折，实践证明这些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李毅中委员在参与当日下午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时发言称，他很赞同总理的这个结论，“实践证明，当时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不能反过来对应对危机的措施过多指责，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李毅中说，回头看，形势变了，原来的刺激政策需要退出，但不能说当时的决策是错误的。一件事情不能十全十美，总是有利有弊。现在应该花力气总结我们应对危机的经验和不足，以利于未来怎么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适当降低经济增速，推动改革、创新、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
以下为李毅中小组讨论发言实录。
李毅中：20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是“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时还要防止经济过热。但仅半年，到2008年7月，就改成“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180度的转弯，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我记得在6月底，“5.12”汶川地震刚刚安定下来，我陪总理到江苏无锡国棉一厂视察。这次视察前，不断有简报和信息反映纺织行业全行业亏损，出口出不去，导致出口型企业停产、关门、倒闭、工人下岗失业。
在现场的小型座谈会上，总理就问无锡国棉一厂的老总，“你讲讲纺织工业怎么了，出现了什么问题？”老总是一个“老纺织”，他说，“总理你让我讲真话还是让我讲假话？”总理说，“当然讲真话，怎么能讲假话。”老总就说，现在的纺织行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
我们当时一听都一震。改革开放三十年形势大好，你怎么说最困难。
这位“老纺织”详细讲了从2007年年底出现的国际经济低迷，出口出不去，纺织占了出口量接近三分之一，这是纺织行业的状况。他说，“我们无锡国棉一厂是全国纺织行业的排头兵，我现在都是这么个状况，整个行业可想而知了。”
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政府很快做出了出口退税一次、两次、三次鼓励出口的一系列政策。后来经过调研，又出台了10个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这个规划既不是中长期规划，也不是十一五、十二五规划，而是应对危机三年解决一些突出的问题。
中央政府在2008年年底出台投资拉动政策，开始是2008年4季度先拿了4000亿元，后来扩展到整个4万亿的投入，中央财政拿出来10800亿，现在是11200多亿。
3G牌照提前发放也属于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短期应对措施。2008年12月25日，张德江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3G牌照马上发。我以为听错了，因为原来计划第二年人代会以后发。现在要求马上发，是因为总理下决心了。
当时3G牌照发放本身的条件已经成熟，再加上一个特殊的因素，而且三大运营商都有自有资金，不需要银行(行情 专区)贷款，拿出2000亿的自有资金就可以拉动6000亿的投入，这对应对危机能起重大作用，所以决定提前发放。
再比如1.6升汽车(行情 专区)排量以下购置税减半的问题。这个政策的确把潜在的购车需求提前释放了，使已经走下坡路的汽车工业扭亏为盈，而汽车工业在2008年7、8月时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我记得2008年12月初的时候，总理给我打电话，说美国政府拿出几百亿美金扶植三大汽车，德国政府奖励购买汽车，一辆车补贴5000马克，我们有什么办法拉动经济呢？一个股市，一个房市，一个车市，赶紧商量，发改委和财政部拿出方案来。
经过各方酝酿以后，提出来1.6升排量以下购置税减半。决定这个政策的时候，财政部已经捉襟见肘。我记得和谢旭人(编辑注：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商量，他说，毅中你别再出主意了，我兜里没钱了。
我记得后来还是下决心出台了这个政策。出台在2009年春节前，赶上购车的高峰。出台以后到2月份形势大为好转，汽车工业扭亏为盈，以至于创造了2009年这一年世界汽车工业萧条而我们的汽车产量一年增长7%的奇迹。
我举的这些例子最后形成的是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的一揽子计划。什么一揽子计划呢？
一是投资拉动。投资拉动中，基础设施是一部分，主要还是在民生工程、公益性工程、农田水利，再加上基础设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行情 专区)、飞机场等等。
二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调整振兴规划，是因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主要是工业，工业主要是这九个工业行业加上流通，当时想搞房地产(行情 专区)，搞不出来，所以，它是有针对性的对症下药。
三是16项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现在还在攻关，追加投资；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一年拿200亿中央财政贴息，两年拿400亿，带动10700亿技术改造投入。
四是健全社保。社保方面的改革是老百姓解除后顾之忧，愿意把钱拿出来去拉动消费，它是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
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好。从工业来看，2008年6月份，当月工业增加值增幅16%，接着像过山车似的急剧下滑，16%、14%、13%、10%、8%、7%、6%、最低到了2009年1、2月份，工业增加值增幅仅为2.8%。
当时总理担心经济出现负增长，真出现负增长，影响就会很大。经过中央的审时度势，充分调查研究，全国人民上下团结一致，各地方、各行业努力之后，必须承认中国是率先走经济低谷的国家。
中国的整体经济在2009年开人代会的时候开始有所好转，尽管当时的数据还很扭曲，解释不了。经过2009年二季度的调整，上半年形势就比较明朗，经济开始回潮。
当然，应对危机采取的措施，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办法，而不是常规措施。在当时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用通俗的话说，这些措施是强心针，否则经济就有可能崩溃。
当然，这些措施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现在大家评论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年增长30%多，造成地方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再比如说我们搞技术改造力度还不够，创新能力不强。还比如说淘汰落后、节能减排力度不够。
在那种情况下，淘汰落后工作非常难，怎么能让市场机制去起作用？首先是企业能够保住，能够活下来。
我记得当时在工业企业中有一句口号，叫做“在金融危机中不裁员、不减薪”。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觉得对，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必须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抱团取暖，这是对的。但回过头来仔细琢磨这两句话，它不符合市场规律。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时候，肯定要有企业破产，有企业退出，肯定要下岗分流，肯定要减少收入，奖金也不能再发那么多了。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不减薪，不减人，什么时候减薪减人？所以，实事求是讲，改革在那种情况下可能要放缓一点。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稳定增长，不要使经济下滑，以致负增长。真如此，问题就严重了。工业如果负增长，GDP肯定就负了，那个影响就大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要客观、科学的总结中央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决策。
刚才说的情况是2008全球经济危机前三年的情况。后两年遇到的问题和那个时候遇到的问题又有不同，它比较平缓平滑。
首先，宏观调控所希望看到的经济速度不能再那么高，那么高的速度，环境支撑不了，能源支撑不了，资源支撑不了，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其次，经济发展也不能再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一萧条，进出口大幅度下滑，我们就要被迫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主线。经济运行到那时，既有大势的问题，也有积累的问题，还有眼前矛盾交织的问题，防止经济过快下滑。所以，中央在宏观调控上采取了一些办法。
这些办法各有评说，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来看还是起效果的。
我觉得，现在提出的一些措施都是应对危机以后，总结经验教训得出来的，是得当的。比如，我们要把发展建立在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基点上，不能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扩大内需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更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这就提到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到产品的品种、质量，让人民放心，提到社会保障，让人民解除后顾之忧。我们还提出投资拉动的规模不能过大，年增长30%多不行，现在降到20%。更主要是调整投资结构，更多靠内涵式发展，靠技术改造拉动，淘汰落后，防止避免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提出创新驱动企业是主体，这一路径解决了我们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动改革开放，在改革上要有总体设计，顶层设计，要有路径图，要有时间表。而且重点指出了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觉得这些正确的政策，都是在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和不足上得出来正确的途径。
因此，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部分最后一句话说，“实践证明，这些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我觉得应该统一认识。
我们要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或者是教训。但是要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情况下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有些是迫不得已，第一，经济不能垮掉，企业不要垮掉，用张德江同志的话讲“要留住企业这个根”，这些措施历史自有评说，我觉得现在不能反过来对应对危机的那些措施进行过多的指责，这也不是实事求是。
所以，我很赞同这句话，“实践证明，这些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回过头来，情况变了，形势变了，过去有些做法现在不能延续，某些刺激消费的政策又要退出。
对于“1.6升汽车购置税减半”，就有人批评，城市道路搞成那么堵，都是工信部搞的。你们说发展小排量汽车，这个批评我们也要听，也有道理，但你不能说当时的决策是错误的，如果没有那个决策，汽车工业垮掉了，它的产业链很长，我们的损失可能更大。
一件事情不能十全十美，总是有利有弊，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花点力气总结我们应对危机的经验和不足，以利于我们今后怎么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速度适当放缓，更加推动改革，推动创新，推动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