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尤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该消息也被媒体解读为中纪委要重点监管所谓的“裸官”。
回顾国家对裸官的监管，是有迹可循的。早在1997年1月，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2010年2月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首次把监管裸官作为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提出。同年4月，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2011年3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的马馼表示，2011年我国将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对于裸官的严厉监管，表现了国家的反腐决心。
裸官未必是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为贪官，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更容易有无所畏惧的贪欲。如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其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于2002年移民加拿大。所以庞家钰腐败起来肆无忌惮，直至2008年6月被判刑。而那些“成功”出逃的，则依然有逍遥法外者，连同贪官外逃的还有大量的资金，那些本来应该都是国家和老百姓的钱，这也是民众对裸官愤怒的原因。
王岐山在去年11月的一次反腐工作会议上，曾经向政府官员推荐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部十九世纪的经典名著中，托克维尔描述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恰恰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恰恰在试图进行改革的时候。因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激化了本来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并且培养了有个人权利意识的民众，他们对于腐败和特权的容忍度变得很低，所以即使压迫不是最严重，大革命也在法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发生了。法国当时是欧洲大陆人口最多也是国力最强盛的时候，此后的半个世纪全国都处于政权走马换灯的动荡之中，整个社会以更大的成本艰难地完成了社会转型。当然，现今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所处时代与封建专制统治的法国不能同日而语，但历时的教训仍然可以成为殷鉴。如果为官者没有与民共进退的心态，而是时刻准备暗渡陈仓溜之大吉，那么系统性的风险和危机就时刻存在。
记得2009年，深圳对裸官下猛药，禁止他们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现在，中纪委继续对裸官实行高压围剿，是未雨绸缪的防范措施，也是用预防性的手段化解腐败产生的破坏力。如果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把官员置于公众的严密监督下，那么裸官将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当潮水褪去后，还有谁在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