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北京、长沙等地接连传出流浪人员的御寒衣物遭“不明身份”人员“抢走”的消息。
“抢劫者”的身份，目前尚不确定。但发布消息的网友在描述流浪者被抢原因时，都用到同一个词：影响市容。
对待流浪者等弱势群体的态度，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和人情味。有专家表示，政府应该为流浪群体提供更好的生存状况，同时，也应该保护流浪者的合法权益，市容市貌、环境的整洁不能凌驾于公民的生存权之上。
“50多人上来就抢流浪者的衣被”
“我们发绐他的全新棉被、军大衣、棉衣和棉鞋袜等所有物资，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全部抄走。”前日，“随手街头救助”发微博称，听知名学者于建嵘转述，一位曾接受衣物捐赠的老年流浪者反映，他和同伴的御寒衣物被执法者抢走。
“@随手街头救助”是由于建嵘发起的一项民间公益活动。于建嵘发微博要求有关部门给出解释，“几十人开车去抢流浪者的衣被，应有人对此事负责！”“如果你们不能给他们一个安身的地方，我请求你们，就让他们安心地住宿在街头吧！”
据“被抢”流浪老人回忆，5日下午2点左右，他坐在北京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50多个人穿着公安和城管的制服，上来就拿流浪者的大衣、棉被和泡面，将包裹拽着拖上车，“我拖着自己的包，往南跑到路边才保住东西”。
汽车站外的一位司机说，5日中午，他看到有公安和城管的执法车开至附近，几十人走向流浪者聚集的便道，“之后我就离开了，等再回来时，看到执法车开离现场，流浪者们追着喊‘棉被被抢了’”。附近一间餐馆的服务员称，他们并未见到事发过程，但也听到一直有人喊“东西被抢”。
“被抢衣被的遭遇不止一次”
在汽车站外的便道上，挤坐着10多位中老年人，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吃别人给的面条。
一名女性流浪者介绍，她和同伴们约三四十人已在此居住、生活约2年。近几日，常见警察来此拍照，“4日我们也接到通知，让尽快离开这里，说5日会有人来检查，就走了一部分人”。
“但我不想走，被抢衣被的遭遇也不止一次。”该名流浪者说，此前，她和同伴们住在汽车站南侧的一条街，就曾被执法人员抢夺衣物。
多名“被抢”的流浪人员均表示不愿进收容所，“收容所会把我们送回老家，可是那里已经没有亲人，还是留在北京吧”。
官方回应：去整治环境没拿衣物
针对“抢夺流浪者衣被”质疑，北京永外派出所工作人员称，这是上级派下的工作。而东城区城管的工作人员说，此事由其他部门牵头，城管、公安等相关单位配合执行，现场并未没收流浪者们的御寒物品。
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网友们所说的流浪者中，有一部分系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他们不愿住进收容所，久占长途汽车站外的便道，有碍交通和周边环境卫生。他们自搭大棚、支火炉、做饭、过夜，影响到周边老百姓的生活，也存在消防隐患。
该工作人员说，接到汽车站旅客和周边百姓的举报后，为整治便道环境，消除消防隐患，4日下午，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召集公安、城管和环卫等部门开会讨论方案，并由城管逐个通知露宿者，“此地不能居住，需离开”。
“5日早晨，已有大部分人员离开，留下生活垃圾。”该工作人员说，5日中午1点半至2点，他们组织相关部门清扫现场、撤去自搭的大棚，“其间，还有一位露宿者称希望民政部门送他回家，有关人员就为他买了返乡的火车票”。
工作人员称，他们只是清理现场的丢弃物，“新的棉衣、棉被绝不会拖走”。
市容市貌不能凌驾于生存权之上
问：在这样的冬天，出现流浪人员衣物“被抢”事件，我们应该如何保障流浪人员的合法权益？
龚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流浪乞讨人员存在着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城市管理者与流浪汉，并非对立冲突的敌对双方。与中国各地通过种种富有想象力的手段“逼流浪汉无家可睡”相反，“让流浪汉有个落脚之处”是政府首要考虑的。其实，政府已经在各个城市建立了收容所，但为何为数不少的人仍选择“流浪”这种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是收容所设施不到位还是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这些问题都值得商榷，只有弄清楚“流浪”的真正原因，才能找出解决办法。国家权力的职责是为不幸的流浪乞讨群体提供生存的机会，致力于消除流浪乞讨的社会原因，而不是一味地禁止流浪和乞讨的行为本身。市容市貌、环境的整洁不能凌驾于公民的生存权之上。民政部作为主管社会救助与福利的职能部门，有义务维护流浪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郑也夫（著名社会学家）：这个事情主要还是靠政府，政府应该担起责任来，对城市流浪人员的管理是一项很专业的事情，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好好研究下这个事怎么解决。
汪永成（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任何一座城市都会有流浪人员存在，对待流浪人员相关部门要加强巡查和疏导，而并不是变相地驱赶，要有合理的容忍，并从根源上加强救助和管理。
问：在流浪人员中，也存在一些职业流浪乞讨者，不愿接受救助，同时给管理部门的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对于这部分流浪人员，应该如何对待？
丁兆林（公共管理学专家）：对于职业乞讨的流浪人员，收益不一定比接受救助差，救助机构显得苍白无力。而我国也缺乏相应的社会工作者来专门甄别、救助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只能依靠警察和城管进行管理并把流浪人员送到救助站。对于这类流浪人员，应该规定一些地点。
问：如何减少流浪人员，政府应该做哪些工作？
丁兆林：在我国，长远来看，关键要缩小地区差异、城乡差别，还要有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本报记者谭君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