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向世界发出呼吁：无论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大家要一起行动起来减排。中国正在努力减排，成效显著，我们能做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做好，发达国家能做得更好”
“今年的华沙气候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为了控制会议规模，分配给非政府机构的名额少之又少。发达国家企业参与程度高，而国内企业参与十分有限。因而，作为早在2002年就获得公约秘书处正式认可并注册的研究性非政府机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意留给企业几个名额，但联系报名的企业有30多家，可见中国企业已经觉醒。”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透露。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第八次以学术机构名义组团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作为这一团队的领衔学者，潘家华的身份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虽不直接参加谈判，但为谈判代表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要与各国研究人员和谈判官员开展交流。
在参与历次气候大会期间，他主办自己的“边会”、客串欧美“边会”，利用国际舞台，高调发声，释疑解惑，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的减排行动与绩效，系统提出公平而又可持续的“碳预算”方案，客观分析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经济体在减排方面的不作为和推卸责任，是气候大会上最活跃的中国身影之一。
2010年2月23日，他走进中南海，在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上讲解“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问题”。近年来，他一直活跃在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提供基础研究。近日，本刊记者就气候谈判相关问题对潘家华进行了专访。
“大家要一起行动起来减排”
《瞭望》：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谈判形势？
潘家华：中国目前处于一种二元境地，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排放总量上看，中国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从能源消费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人均水平也超过世界人均水平50%。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中国“被发达”的确难免，毕竟“树大招风”，整体的总量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了。
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中国在各方面的人均水平仍然较低。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国排在第101位，属于中下等的发展水平，谈不上任何“发达”。所以这个问题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正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不负责任”，若要承担过多的责任同样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才是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的立场。
其实，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可以说，中国的减排力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在气候谈判中，我们或许应该改善一下我们的表达，应该向世界发出呼吁：无论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大家要一起行动起来减排。中国正在努力减排，成效显著，我们能做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做好，发达国家能做得更好。这样，沟通的效果可能更好。
低碳城镇化的实现至关重要
《瞭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目前在做哪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研究？
潘家华：目前在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为气候谈判提供技术支持；二是低碳发展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研究；三是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
《瞭望》：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气象局每年在气候大会召开前联合发布气候变化绿皮书，对于推进气候变化的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年的绿皮书主要讲什么问题？
潘家华：今年的绿皮书11月4日出版，主题是“低碳城镇化”。三年前我们启动了低碳城镇指标和评价体系研究。一年前，我们启动了低碳城镇化宏观战略研究。今年的绿皮书主题内容是基于这两个研究的。
今年之所以确定这个主题，是因为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城镇化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在此过程中加快城镇化的低碳转型非常重要，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回答城镇化走低碳道路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就业及消费。
通过研究，我们主要有以下五个基本结论：
第一，中国城镇化必须走低碳道路，如果继续以高碳、高排放的发展模式搞城镇化，能源安全、气候安全将难以保障。
第二，低碳城镇化有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质，因为它会带来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其发展是可持续的。
第三，中国必须实现低碳消费。中国有至少数以千万计的富人，数以亿计的中产人群，目前有7.1亿城市居民，2030年将有10亿城市居民，低碳城镇化的实现至关重要。
第四，要实现低碳城镇化，除了在可再生能源、消费等这些技术层面要采取措施，还要在城市规划、资源分配、建筑质量等方面更加科学、合理和法制化。现在一个楼建了没几年就炸掉了，一座桥建了不久就垮了，这都是巨大的浪费。
第五，中国城镇化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也需要大胆创新，引领城镇化进程，为发展中国家作出示范。
需要战略基础性研究支撑
《瞭望》：目前中国企业对低碳问题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如何解决？
潘家华：现在并非所有企业都很积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企业有明确的利益导向，现在我们缺乏碳排放硬约束，企业没有足够的压力。但是，一些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已经开始在其中寻找商机。这次我们去参会也有企业报名，企业去谈判现场主要是了解谈判焦点所在，了解各国的立场、经验和新的做法，那里主要是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获取信息的场所。
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峻。事实上，这已经造成了我国在对外贸易时出现的“贸易壁垒”、“碳关税”及“碳标签”等一系列问题，而我国部分企业在这些问题上认识不够深，对国际竞争的方向把握不够明确，所以，我们的企业还未开展相应的应对措施。这与我们目前的制度关系很大，而制度建立需要战略基础性研究支撑。
《瞭望》：中国目前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如何加强战略基础性研究？
潘家华：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其实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冰川学和气候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目前就担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
我们以后需要着力加强的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温室气体浓度与温升之间的直接关联。这在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第二，中国疆域广大，应对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气候变化程度的差异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把握中国气候变化的具体情况。
第三，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如何更好地适应加强研究。现在台风、干旱、城市内涝、海平面上升等很多问题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我们的应对并不是十分成熟。
第四，中国作为排放大国，还需要多大的排放空间，我们的减排空间有多大，在国际上可以承诺到什么程度，怎样才能更好地减排温室气体。
第五，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国应当研究如何与发达国家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如何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路径创新方面的合作。
此外，我们的科研人才体制也应改革，这样才能更有利于科研人员进行富有前瞻性、连续性、战略性、独立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