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农民以及农民工要求是那么低、那么朴素，他们已经承担了中国改革的最大成本，却分享了最小的成果。这个谦卑、低微却极其庞大的人群，其实是未来中国的真正稳定器。只要“农民”依然被当作低微身份的代名词，而非一个普通的职业，崛起和中兴这样的宏大词汇就都只是纸上空谈而已。
7月21日，京城遭遇夺命暴雨时，我正在朝阳门外万通中心的“在河上”餐厅，请5位农民工吃饭。
不过，那天晚上，我们没用“农民工”这个词，而是用的“京漂”。尽管我所刻意邀请的，都是户口在农村、并已在北京“漂”了5年以上的朋友。
老实说，我对“农民工”这个词，也有极大的心理顾虑，总以为这个词在现实中使用会令当事人不舒服。当下中国一件颇值得悲哀的事，就是“农民”一词被不少人仿佛当作了贬义词。
官方的不少学者，曾经挖空心思去制造替代的词汇，比如“进城务工人员”“异地务工人员”，但却发现，只要这一人群的地位依然，无论怎么换词，新词都会迅速地与旧词一样，变得尴尬和敏感起来。
一位名叫“俞庙强”的网友，在搜狐微博上说：“我作为农民工曾参加了‘请农民工吃顿饭’的活动……很高兴孙立平（倡导‘请农民工吃顿饭’的学者）把我们称为工人、去掉了农民，显示了对我们工人的尊重，给予了我们平等的地位……”
这个贴子，令我很是感慨，甚至唏嘘。仅仅将称呼从“农民工”改为“工人”，就能被理解为尊重，这说明“农民”一词在中国的可悲境地。农民这个群体，在为革命、建设以及改革承受了巨大牺牲后，最后收获的，似乎依然是满仓的荆棘。他们被当作这个国家各项发展的补药，最后自己连同“农民”这个名词都成了药渣。
定义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依然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代表、低下社会保障的代表和环保牺牲者的代表。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不同，中文中的“农民”一词，60多年来已经不再指代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一种融合了复杂因素的身份。
早年的农民，代表的是阶级身份，“贫农”为上，“中农”次之，“富农”则和“地主”一样是专政的对象。那时的中国，只有三种人：工人、农民、干部，此外的专政对象并不算人。虽然在地主面前，农民的身份是值得深深自豪的，但也仅仅限于在地主面前。20世纪70年代上小学时，必须熟背的“三大差别要缩小”——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描绘的正是农民的真正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依然是一种弱势的身份。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弄潮商海，但作为一个整体，农民依然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代表、低下社会保障的代表和环保牺牲者的代表。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代表，中国与时俱进地出现了“农民工”这个新词汇。
中文中的“农民工”，常被英译成migrant worker（直译是“流动的工人”，或“移民工人”），显然，这并不确切；有人再在前面加上rural（乡村），成为“乡村流动工人”，依然不确切——因为，中国的农民工除了“流动”这个特性外，还有来自乡村的束缚——在城乡二元化的格局下，他们与生俱来的那点微薄权益，都在土地上，却无法变现和流通，成为鸡肋，而城市又因此拒绝让他们共享公共服务。他们更像一只风筝，虽然看着也能高飞，却始终被一根细线牢牢地拴着。
至于migrant worker这个英文词，我倒觉得与中国传统上的“流民”一词更为贴切。这个从春秋就开始出现的中文词汇，并非如字典解释的那样，仅仅指为了避难而背井离乡之人，而应该包括一切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离开家乡甚至漂洋过海的人。“流民”历来是中原政权最为忌惮的人群，这不仅是历代的君王们都希望将民众束缚在土地上，把国家打造成一个特大型的劳改农场，也在于“流民”的无序不仅破坏维稳，更破坏社会和经济发展。在一些历史时期，“流民”之患甚至大于外敌。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的掌控，成为中国历史上维稳的首要工作。同样的故事，也曾经在欧洲出现过，都铎时代的英国就曾被“流民”问题深深困扰。
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在官方的定义中，指的是“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也就是说，构成“农民工”的要素有二，一是户籍仍在农村，二是从事非农主业。
在官方看来，农民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民外出务工，一头连着城市和发达地区，一头连着农村和落后地区，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是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200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全社会都要关心和保护农民工》）。实际上，在对农民工颇有期许的同时，官方坦陈了“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存在。
官方期望的是农民工发挥桥梁作用，而这座“桥梁”在飞架南北的同时，也因巨大的落差，而承受着远比前辈们单纯的耕田种地更为严峻的挑战，包括心理上的巨大挑战。
“请农民工吃顿饭”的倡议刚在网上推出时，“农民工”这个词，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这些人中，固然有些是做作的坐而论道者，不愿任何实际行动，但更多的人只是和我一样对“农民工”这个词充满疑虑——其实，疑虑的对象并非这个词本身，而是这个词所凝聚的歧视、不公。
作为一个俗人，我在响应号召“请农民工吃顿饭”，听从朋友的劝告选择了“京漂”这个词，与“民工”共用，省略了“农”字，并自称“澳漂民工”，与“京漂民工”对应。似乎“京漂”这个词更文艺、更小资一些。这当然是掩耳盗铃般的举动，不过至少把自己的耳朵盖起来了。
只是，真没想到，“澳漂民工”请“京漂民工”吃饭之夜，几个大水库从天而降，令堂堂的首都真的成了“京漂”……
暴雨夜
暴雨令他们几位放松下来，可以与我安心深谈。
“京漂”之夜，我们吃的都是“在河上”餐厅最拿手的湖北土家菜。
依北京的消费，这里的价格实在是很低廉的，但同桌的“京漂”们都还是说有点贵了，纷纷要我划去价高的几道。
餐前唠嗑，我再三说明，这顿饭别无他意，只是一顿工作餐，也可算是谢师宴——作为中国改革史的观察者，我需要他们这样的老师，为我讲授最重要的一课：中国改革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与感悟。
5人中，网名“米酒先生”的小邓，寸头、拖鞋、汗衫、短裤，一副北京胡同串子的装扮，却是湖南永州人。他曾在南方做过房地产企划，见过市面更见过钱，最后却选择了在北京做米酒，依靠家传的手艺，再靠自己的创新，比如把法国玫瑰加入米酒。4年下来，这位“京漂民工”的米酒，虽然包装极为简单，却价格不菲，每斤上百元，在北京的白领和金领、尤其女性中成了一种时尚潮流，甚至打进了某500强公司的内部福利清单。我们在微博上“互粉”多年，他对我的改革史研究非常关注，并且颇有独到的见解，去年还专门在他的客户群中帮我组织了一次读书会，其米酒外观之简陋与客户群之高端，反差极大，令我大跌眼镜。
“米酒先生”的两个姐姐，一个嫁在湖南老家，一个嫁在河北石家庄，走南闯北，也是见惯了人情和世态，如今都在北京帮助弟弟创业。她们以女性的细腻，观察和见证了农村基层改革的不少细微之处。
邓家三姊弟之外，还有一位从事快递的董师傅，山东人，在东北长大。他在北京干了多年快递员后，成为某快递品牌的地段代理，对“辖区”内的机关、企业和居民小区门儿清，生意忙得连初中刚毕业的儿子也从老家来京助阵——儿子本是想到京读书的，在京后发现上学门槛太高，暂时搁浅了。董师傅说，他的一个快递兄弟，在三轮车上刷的标语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送快递”。这令他很是感慨，希望儿子能体验到快递的艰辛，努力读书。董师傅对都市最为了解的领域，是电子商务，多年来的快递经验，令他亲历了网商的崛起，对这个领域他的见解虽然还比不上马云，但或许更为具体而微。这天如果不是下暴雨，董师傅还真没时间来吃饭——他的“辖区”内，仅某个在家办公的网商，每天的发货量就至少在500单以上。
还有位从事运输的朱师傅，陕西人，来自革命老区，却在红色首都开“黑车”。他一般只接些送货的活儿，偶尔也接些送人的活儿，车虽“黑”，经营得却很红火，因为多年的诚信运营，收获了不少回头客，政府也往往手下留情，只要你不在市内拉客，一般也不干涉。朱师傅全家上阵，起早贪黑的，居然已经购置了两辆车，一辆是金杯，另一辆是依维柯。他的小孩则在北京上了学，他说这令他很意外，因此而对首都充满了感激和亲切。尽管为了省钱，他们全家只能在西四环外租房，好在有车，来去倒也方便。同样地，如果不是暴雨，他要来吃这顿饭的话，车钱的“营收”会大大受损。
暴雨令他们几位放松下来，可以与我安心深谈，而同样的因为暴雨阻隔了交通，已经约定的一位卖米的兄弟和几位已经跻身白领的“高级农民工”，都无法到来，也是一大遗憾。
他们5位加上搜狐的一位朋友及“在河上”的年轻女老板，7位“京漂”与我这个“澳漂”一道，伴着窗外的倾盆大雨，尝湖北土家菜，品法国玫瑰米酒，相谈甚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就在窗外，这个首都正在成为真正的“京漂”，一个“看海”的新所在。
秀？
在饭局满天飞的中国都市，农民和农民工似乎是绝缘的。
与农民工们一起吃饭，对我来说，当然并非第一次。
无论父系还是母系，祖辈那一代都是农民，区别也只在于我爷爷是浙南大山里的“贫农”，而我外公则是浙中盆地上的“地主”——所谓地主，无非是有地的农民而已，因此，我家至今也是“谈笑有乡贤，往来多农民”。
与农民吃饭，客套是自始至终的一道“主菜”。旧时江南民穷，很多地方的农民在春节虽都备了鸡鸭鱼肉，却往往只烧到半熟，绝对不能真吃，也吃不得，有客来了拿出来摆台面，如同当下的很多政绩工程一样，看看而已。
大学毕业后进机关的头一年，我在海边某乡镇蹲点，发现中午的食堂伙食中，天天有螃蟹。我起初还以为这里靠海，螃蟹许是不值钱，机关食堂多做些，大家爱吃。后来到菜场看看，才知道螃蟹在此地也是奢侈品。而等到了村寨中，在农民家搭伙吃饭，才发现这里尽管是鱼米之乡，农民们也还是吃点咸菜下米饭，那碗肉也是单独为我们才加的——我们搭伙支付的伙食费，一天的标准就够他们吃一周了，所以家家户户都欢迎我们去搭伙，而我们一般总是只能搭伙在村支书或者妇女主任家中。那时与农民吃饭，确切地说，其实也只是与农村干部吃饭，不过，村干部与普通农民的区别，估计就如同“富农”与“贫农”的区别，并不十分显著。
不同的人群，在舌尖上感悟到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从乡镇干部这一层，中国农村的舌尖体验才出现了本质上的飞跃，有了超越个体支付能力的吃饭资本。在我长达10年的体制内生活中，即便在抗洪救灾的危机时刻，乡镇干部也往往能整出个酒席来，慰问和自我慰问相结合，并且以自我慰问为主。体制内的各级官员，与农民吃饭的极限距离，也如我那般，只是与村干部吃到一口锅中而已。在每年天价般的公费吃喝中，当然都是为了“沟通”，但是这种“沟通”中，有多少是为了真正与农民沟通呢？
在饭局满天飞的中国都市，农民和农民工似乎是绝缘的。当“请农民工吃顿饭”的倡议发出后，首先遭遇的并非仅仅是欢迎，而是伴随着强烈的质疑。最初的网络舆论，不少人都质疑倡议者在作秀，即便当这一活动得到了极大响应后，这种质疑依然存在。
质疑的根源，我觉得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普遍想法；二是认为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多多，吃饭其实什么也解决不了，所以干脆也别做了。这是两种极端消极的想法，前者容易导致对任何做事的人进行嘲讽、挖苦甚至打击，最后搞得谁也不做事，那些无所作为者则似乎成了最没有“恶意”的人——虽然他们也同样没有、或者说没有展示善意。后者则导致“善小而不为”，最后依然无所作为。
其实，“请农民工吃顿饭”的倡议者或许有点天真，有点书生气，甚至或许真如有人揣测的那样有点小小的功利心，想作点秀，但这种能增进、至少不伤及公共利益和沟通的秀，有什么不好的呢？这种秀如能形成了风气，形成了氛围，形成了力量，就会推动实际的变化——总归比一味批判或者一味坐等更有意义。如果做得认真、踏实、认死理，秀也就能成为规则和框架了。就算“作秀”，一起作作何妨？一个连“无害作秀”的“善”都无法容忍的人，他的心要达到怎样的寒冷呢？如此“寒心”之下，要指望他采取超越键盘的任何行动，估计也是妄想。
小崔
对于他能否顺利“请客”，我在威海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7月21日的聚餐之后，出了餐厅，我们才发现北京已经成了泽国。多亏朱师傅开着他的金杯车，将我们每个人一一送回去。有的路段积水严重，不少车已经在水中趴窝，他很仔细地在积水中辨认水位低的地方，或者干脆绕道，小心翼翼地，如同他刚到京城时探路一般。
回到宾馆，我才知道这场暴雨已经成了夺命杀手。
7月25日，甲午战争打响的第一天，我在威海刘公岛上，凭吊北洋海军。搜狐的官微“请农民工吃顿饭”发出了一则帖子：
“在京港澳高速受灾最严重的南岗洼路段，这些民工兄弟用30个救生圈、麻绳救了上百名危在旦夕的游客，当获救者自发凑钱近万元向他们表示感谢时，他们拒收了……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脊梁，中国良心！谁来做东请他们吃顿饭？
对于“请农民工吃顿饭”官微所发出的号召，崔永元很快就出来响应，表示要请那150多位民工吃饭。但是，对于他能否顺利“请客”，我在威海也为他捏了一把汗。毕竟，之前参与“请农民工吃顿饭”活动的，以学者为多，公众关注度没这么高，所请的农民工人数也很少。崔永元的高知名度以及“7·21”暴雨本身、尤其农民工救人事件所吸引的极大舆论关注，毫无疑问增加了这一“群体性”吃饭的敏感性，这顿饭能顺利进行而不被视为“添乱”吗？
那天我在微博上回应了小崔：“崔永元此次如果请客顺利，不仅是搜狐‘请农民工吃顿饭’活动的一大里程碑式进步，或许还开创了中国民间表彰的先河——表扬和自我表扬的权利，之前是被垄断的，民众则只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义务。这次如打破了这种垄断，民众也开始享受表扬和自我表扬，这顿饭的作用就大了。”
这顿饭，对很多人都是小小的考验，结果似乎都还不错。
我在威海得到的后续消息，是小崔的团队在按部就班地选择酒店，首先要离民工们驻地近，免得奔波，其次要足够大，能容纳150人以上，第三还要在食品安全上完全过关，绝对不能在这方面出现任何闪失……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
饭局确定在了7月30日晚，小崔甚至还定好了饭局的主题：“危难当头你伸手，表示尊重敬杯酒”。我收到了通知，希望我回京充当其中一桌的主陪。这是当仁不让的好事，于是，赶紧调整行程，终于在30日下午赶回北京，驱车穿过了京城的又一场暴雨，提前到达了相当偏僻的丰台南宫村。
晚宴开始前，我和小崔坐着聊天。后来记者们赶到了，把他围住。我记得小崔在回答一个记者的尖锐提问时说，他反对那种将民间和官方动辄对立起来的说法和做法，官方做官方应该做的，比如抗洪救灾，做得不好，我们可以批评；而民间则做民间应该做的，比如请民工吃饭，不能混淆，如果把这样请客吃饭的责任也交给了官方，那就不合适了。事后，这段回答似乎没有在任何地方见报，估计是记者本人觉得不够劲道？
地气
两次陪农民工吃饭，对我的改革史研究来说，的确是“接地气”，他们那里有着最为鲜活的底层生活样本。
在这场被广泛报道、并因韩红的献唱而吸引眼球的大饭局中，我担任第9桌的主陪。同桌的英雄民工们来自四川南充，主要的就是杜泽义一大家子，杜家两兄弟、各自配偶，以及表弟和侄儿，一家6口，在那个风雨之夜，都义无反顾地跳进了京城的洪水中救人。
我没有向他们询问救人当晚的任何情况。几天来他们已经谈得很多了，即便在饭桌上，也有不少记者围着他们采访。在离开记者话筒和镜头时，他们似乎更愿意谈的是打工的艰难和对生活的憧憬。
杜泽义就反复地问我，讨薪这种事情，法律上究竟是归哪家管理？他说，他也知道应该先找劳动部门，但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地方的劳动部门往往让他们寒心，并不是向着农民工、向着法律，而多是和老板们穿一条裤子，告了也是白告。在外地打工时，他们常常是辛劳一年，最后却无法回家过年——因为还有相当大的一笔工资被扣在老板的手里。
在这个沉重的话题面前，我感觉自己十分无力。我甚至没告诉他，在澳洲任何“民工”都基本用不着讨薪，哪个老板敢欠薪，基本上是商业和法律上的双重自杀，无论在“劳动部门”还是司法机构，劳动者维权成本低、时间短、见效快——我计划还是将一些具体的案例写出来，或许更有意义些。
两次陪农民工吃饭，对我的改革史研究来说，的确是“接地气”，他们那里有着最为鲜活的底层生活样本。
比如我了解到，被普遍叫好的农村医保，在一些地方执行时就变味了。实行医保后，农村卫生院的医药费普遍涨价，实质上吞噬了医保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以至于一些地区的农民看病时可以“讲价”——不要医保就便宜些，要医保就贵些；
比如我了解到，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虽然可以安插到任何公立学校，却要求家长有至少4~5年的本市暂住证明，而这对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有操作层面的极大难度，最后成了一道很难逾越的手续壁垒；
比如我了解到，“上访-截访”成了一种猫鼠游戏后，有些农民工想回家了，就想到了搭“截访”的便车，只要跑到某个信访局自称上访，就立即被地方截访人员带走，免费回家，比排队买车票还便捷，而负责截访的人（确切地说是“承包截访的人”）也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了不菲的报酬；
这一切，如果不是面对面，又能从哪里去听得到、看得到、想得到呢？
在“7·21”晚的小饭局中，几位“京漂”民工们最后自我总结说，尽管国家有很多问题，他们还是希望国家好，有问题大家一起克服，千万不要乱。我当时真是被这句话雷到了——这与我近些年回国交流，从大量政界、商界精英们那里听到的如出一辙。看来，“共识”其实果然是有的，关键是如何发掘、维持并推进。
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农民以及农民工要求是那么低、那么朴素，他们已经承担了中国改革的最大成本，却分享了最小的成果。这个谦卑、低微却极其庞大的人群，其实是未来中国的真正稳定器，他们富，则中国富；他们强，则中国强；他们稳，则中国稳。下一步改革中，他们是否能真正、足额分享到改革应该带给他们的好处，是衡量改革成败的关键。而只要“农民”依然被当做低微身份的代名词，而非一个普通的职业，崛起和中兴这样的宏大词汇都只是纸上空谈而已。这一过程中，充分的沟通就是避免中国死水化的首要前提，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避免从思想到政权的枯萎乃至凋亡。
舌尖上的民工，不仅是共享一顿饭，也不仅是共享一个话题，或许更是共享一个使命？
【雪珥补记】就在本文即将付印的时候，我看到了《北京暴雨救人农民工获赠捐款被工地扣留》的新闻，良久无语。有人行善，有人就作恶；有人献爱，有人就弄丑。的确，我们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