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只有12亿，由于与“预期”的数据不符，又反复补差，找出4000万人，总人口变成了12.43亿。但即便如此，一方面人口总数仍然与预期的不符，比1999年、1998年的统计公报人口还少；一方面生育率只有1.22（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出台人口发展政策了）。于是，又额外增加了1.8%的漏报率，总人口变为12.658亿。
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是1.22。2000年发达国家是1.39，比人家低那么多显然不对。学术界不承认，政界也不承认，数据拿上来就是这个，怎么办呢？这次全国普查漏报率是1.81%，漏报在什么地方呢？2000年普查的时候零到九岁人口漏报，于是应用一些数学方法，进行了调整，得出来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是1.35，农村是2.06，全国是1.73，国家一公布是1.8左右。”
也就是说，他们将1.8%的总漏报（两千多万人口）全部加在低年龄组，光是2000年0岁组（1379万）就加进去655万，变成2035万，将1.22的生育率变成了1.8。
2010年中国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0岁组（2000年0岁组）人口只有1445万人，即便用年龄别死亡率回推，也说明2000年实际生育率只有1.3左右。
2010年“六普”表明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比上次的1.22还低。那么中国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尽快出台人口发展政策。
但是现在人口学家又故伎重演，达成新的共识，认为2010年的生育率为1.6。
2012年7月6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生育率）1.181可能不准，……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6上下。北大人口学教授郭志刚认为，“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反映的数据看，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低于正常情况下人口更替2.1左右的水平。”[②] 2012年7月10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原新认为，算上低龄小孩漏报，流动人口中高龄妇女重复登记的因素，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1.7；而郭志刚认为是1.54。
“六普”查明了广东的生育率只有1.06。但2012年7月11日广东省计生委仍然坚持说广东的生育率有1.75；华南师范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广东“80后”平均生育1.81个孩子。省计生委主任骆文智表示，将坚定不移地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计生委和人口学家的战略思路是这样的：以前达成1.8的生育率的共识，认为1.8的生育率稍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与发达国家一样的世代更替水平），一旦放松人口政策，生育率反弹后会超过2.1，人口会继续快速增长。因此必须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
现在又达成1.6的生育率的共识，认为放开二胎的话，人口会达到15亿；如果停止计划生育，那么人口会达到16、17亿甚至更多。因此人口政策只能是二胎过渡（比如双独、单独、再全部放开二胎）。
郭志刚教授作为人口统计学的权威，我就想不通他怎么会认为2010年生育率有1.54、1.6的。郭教授凭什么推算放开二胎后，中国生育率会稳定在1.94；其实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在三四年的补偿性高峰之后，中国生育率估计只有1.7，然后会沿着台湾、韩国20年前的老路继续下降的，2010年两地生育率分别只有0.9、1.1）。即便生育率真的能够稳定在1.94，郭教授是怎么让人口达到15亿的。
我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用联合国方案的预期寿命和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假定出生性别比为107，2013年后以1.94的生育率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14.2亿的顶峰，然后会负增长，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15亿人的。
“六普”2010年1.181的生育率是用长表（9.4%的人口）的详细数据计算的结果。如果借用长表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来计算短表（100%人口）的生育率，笔者计算2010年生育率为1.265。但由于长表是有详细的年龄别数据支撑的，1.18的生育率的权威性不能轻易否定。短表的低年龄组生育率比长表要稍高，也有可能是低年龄人口的重报率高于育龄妇女的重报率（尤其是考虑到“六普”的制度设计）。
人口学家将2010年的1.18的生育率修改为1.6，理由是“低龄小孩漏报，育龄妇女重报”。但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表明漏登率只有0.12%，[⑥]也就是说总漏报只有160万人。即便这160万人全部是0-9岁（1.464亿）漏报的，意味着这个群体漏报率也只有1.0%，对生育率没有影响；即便这160万全部是0岁（1378.6万）漏报的（可能吗？），那么2010年生育率也只有1.3多。
以“六普”统计表的数据为依据，总人口133277万（统计表上的133285万人总数是将100岁及以上3.5934万人统计了两次），其中0-14岁22132万（0岁人口为1378.6万），15-49岁77383万，50岁及以上人口33762万。
假设真的没有漏报（0.12%可忽略），2010年生育率以1.181为准（长表）。2010年要达到1.6的生育率，分母（15-49岁育龄妇女）得减少26.187%；意味着光是15-49岁年龄组（男女）就重报了2.0264亿（77383?26.187%=20264万），假如50岁人口没有重报，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有11.30亿（133277-20264=113012万）。如果50岁及以上人口也有同样高的重报率的话，那么也重报了8841万（33762?26.187%=8841），2010年总人口只有10.4172亿（133277-20264-8841=104172万）。即便生育率要达到1.5，那么2010年总人口也只有10.96亿。
假设没有漏报，2010年生育率以1.265为准（短表）。2010年要达到1.6的生育率，意味着光是15-49岁年龄组就重报了1.62亿，假如50岁人口没有重报，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有11.71亿。如果50岁及以上人口也有同样高的重报率的话，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有11.00亿。即便生育率要达到1.5，那么2010年总人口也只有11.59亿。
假设2010年0-14岁人口有15%的漏报（总漏报3320万，22132?15%=3320，够惊人的了），2010年生育率以1.181为准。如果育龄妇女没有重报的话，那么2010年生育率也只有1.358（1.181?1.15=1.358）。2010年要达到1.6的生育率（是1.181的1.355倍），光分子（出生人口）增加15%还不够，分母（15-49岁育龄妇女）还得减少15.115%；意味着光是15-49岁年龄组就重报了11697万（77383?15.115%=11697），扣除0-14岁的3320万漏报人口，净重报8377万（11697-3320=8377），假如50岁人口没有重报，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有12.49亿（133277-8377=124900万）。如果50岁及以上人口也有同样高的重报率的话，那么也重报了5103万（33762?15.115%=5103），总净重报13480万（11697+5103-3320=13480），2010年总人口只有11.98亿（133277-13480=119797万）。
假设2010年0-14岁人口有15%的漏报，2010年生育率以1.265为准。如果育龄妇女没有重报的话，那么2010年生育率也只有1.455。2010年要达到1.6的生育率，意味着光是15-49岁年龄组就重报了7025万，净重报3705万，假如50岁人口没有重报，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有12.96亿；如果50岁及以上人口也有同样高的重报率的话，那么2010年总人口只有12.65亿。
可见，人口学家采用的是“顾头不顾腚”的伪逻辑：为了将2010年的生育率修改为1.6，那么总人口就对不上数。尊重人口普查0.12%漏报率，那么为了达到1.6的生育率，总人口有1.74亿（短表生育率）、2.37亿（长表生育率）对不上数。突破人口普查公布的0.12%漏报率的底线，为了达到1.6的生育率，总人口仍然有0.68亿（短表生育率）、1.35亿（长表生育率）对不上数。这么大的误差，还叫人口普查？
主流人口学家已经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武功”给废了，现在又在“肢解”第六次人口普查。
现在人口学家们在抱怨国家统计局没有将人口普查详细资料提供给他们。其实我觉得统计资料没有必要给人口学家了，上次他们获得了完整的数据，照样达成1.8的生育率的共识。中国的人口学不是一般的学科，他们是受双重领导：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认为中国生育率有1.8，2003年之前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也跟着认为中国生育率有1.8，2020年人口会达14.5亿）和国家计生委（人口学会的会长、名誉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是现任计生委副主任）。人口学家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利益集团。将统计资料公布给人口学家，等于给国家计生委。
人口普查数据是需要公开，但应该公开给公众，国家统计局举办一些培训班，让其他学科的学者了解相关信息。
第六次人口普虽然在20岁及以上人口存在4%左右的重报，但这个重报可以用1982年、1990年两次更权威的人口普查来校正。“六普”最大的贡献是证实了1990年之后的低生育率，结束了20年关于生育率的纷争，凭借“六普”的生育率资料足以得出停止计划生育的结论。因此，“六普”还算是相当成功的人口普查。“六普”是十年磨一剑，是政治家常委、常务副总理担任组长（规格之高，可想而知），耗费80亿大洋，岂容人口学家们给废了武功？
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之所以不承认2000年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和2010年人口普查1.18的生育率，国家计生委于学军司长（此人还给政治局上了课）的话可能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心态：“如果生育率是1.2，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就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
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了1.22、1.18的生育率，但人口学家仍然在给公众和决策层制造迷雾。2012年7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题目就是《1.8还是1.181？中国生育率仍一头雾水》，可悲、可恶！难道停止计划生育还得再等10年，等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
在人口学家和计生委的误导下，中国人口政策调整至少耽误了二十多年，损失了近亿可世代相传的人口。人口学家们人口数据的腐败，危害程度远远超过官员物质的腐败。如果将三百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成员全部抓起来，有冤枉的（我就知道一些）；但如果只将2010年的论证“十二五”的那80多位人口学家抓起来，肯定有漏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