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反腐制度化
广东或有作为
中央纪委新闻发言人去年曾表示，官员财产公示要有个过程，目前两个方面的条件较欠缺，一是社会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的体系。“我报的数字你不相信，有关部门又没有办法查询和统计，实践当中就很难发挥作用。”
对此，有关专家表示，这确实是目前各地试点当中都在探索解决的问题，我们借鉴国外经验时，注意到他们的信息联网比较好查，现在广东正是逐步建成了个人房产、银行、证券、出入境等信息系统，从而为试点提供了支撑。
今年秋末，广州市主动申请南沙新区试点，从而使广东“粤北、珠三角各选一个点进行财产公示试点”的布局完成。记者了解到，南沙试点尚未全面展开，但技术框架已经搭成。
广州市纪委着手整合公安、工商、国土房管、税务等多部门信息资源，建设预防腐败信息系统。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说，这套系统的作用在于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加强数据的智能比对和筛查功能，从中发现反腐工作线索。
在实践中，广州这套系统已初显威力。今年11月，被称为“房叔”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其个人房产在网上曝光之后，纪检部门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核实到“拥有21套房产，却只申报两套”。
广东试点引发各界浓厚兴趣。乔新生对记者表示，在我国现行的规定中要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申报个人的收入以及配偶子女的收入，此次广东省要求试点地区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都必须申报个人财产，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无论是申报主体还是申报内容，都值得关注。
十八大之后，广东省在一周内接连查处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英德市原副市长郑北泉、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揭阳市原市委书记陈弘平等四高官，反腐的力度之大令人关注。
而广东在试点财产公示及反腐方面接二连三的大动作，也引发了外界对广东试水政改的预期。在经济发展先行区的基础上，广东省今年也明确提出“广东要争当全国反腐倡廉建设排头兵”。刘朋认为，广东各项条件发育较成熟，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改探索，都应走在全国前列。（记者 罗峰 陈中）
记者观察
官员财产公开不能雷声大雨点小
国内曾有一项官方调查，“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结果有七成民众选择“官员财产情况”。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关键机制之一，目前全球有超过100个国家有各种财产公开的规定。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呼吁了20多年，试点也层出不穷，广东的“科级干部财产公示试点”是最新的地方动作之一。
2009年开始，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试点，这些地方探索样本一度引发大家高度期待。今年又迎来地方试点的高峰，除广东两地外，目前尚在试点的还有南京市江宁区、徐州市贾汪区等。
前几年试点中，新疆阿勒泰地区一度被视为“改革破冰”。阿勒泰县处级官员的家庭财产和收入来源必须全部申报，还对官员大额可疑资金的流动以及动产、不动产情况跟踪监督。最关键的是，该地区从2009年1月起把官员财产信息公布在网络上。一时间，有人连夜上缴收受的贿赂。但由于1000名县处级官员的房产、汽车等财产是“秘密申报”，并不公开在网上，一度令社会人士失望。试验没多久，2009年8月，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因病去世，后来试点变成“只有申报，没有公示”，试点名存实亡。
现在社会关注广东在两县区的试点，关注的重点一是“多大范围公示、怎么公示”以及如何处理信息和举报信息。公示的模式很大程度决定会有多少举报、多大震慑作用，从而决定公示的实际效果。从国外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验来看，即使不全面向社会公开，也应允许持证件查询官员的财产信息。从内地的实际情况来看，隐形收入是滋生腐败的关键，也是阳光法案希望能照耀到的地方，而在网络时代，非法财产更易曝光，这也是建立财产公开制度的利好因素。
另一关注重点是运行模式，多位学者指出，财产公开最终应接受人大监督并形成制度，否则往往会变成内部行为，试点容易自生自灭。
“阳光法案”的到来，最终有赖于国家上层的积极推动。目前，我国反腐的主导机构是纪委，从中纪委近年对财产公开提案或建议的回应来看，干部财产公开的脚步有越来越近的迹象：
2007年，中纪委有关人士回复：未停止对财产收入申报法的研究起草工作，但目前在我国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一定困难。
2009年，中央纪委办公厅回复：中纪委正对财产申报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会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
2011年，中纪委表态将尽快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进程。
前段时间，王岐山就任中纪委书记后在反腐座谈会上与八学者开诚布公探讨问题，其中谈到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借鉴香港廉政公署制度，被认为是此次反腐工作座谈会的两个亮点。（记者 罗峰 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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