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这背后到底是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问题？其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到底如何评估是摆在全球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议题。
刚刚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我国出口一季度同比-11.3%，二季度增速-4.8%，边际上已有明显改善。8月份，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同比增7.9%。其中，出口1.27万亿元，增长5.9%；进口9250亿元，增长10.8%。是排除季节性影响后今年以来的较好水平，同时也显示了我国外贸正处在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贸易增长企稳回暖局面？深入分析来看，我国外贸形势回暖背后的三大渠道作用：首先是价格渠道。2016年以来，在美元加息预期减弱、负利率政策推动、部分商品进入补库存周期等影响下，大宗商品从低谷快速回升，黄金、原油、铁矿石等能源、金属类产品涨幅尤为明显。受此影响，我国出口价格指数已连续几个月回升，CRB现货指数年初以来已上涨了9%。
第二是汇率渠道。2015年1 2月以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和参考BIS的人民币汇率指数有所波动，改变了以往汇率单边升值的压力。
第三是投资渠道。投资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带动出口：第一，海外投资与建设本身扩大了需求，增加了提供所需的设备、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第二，在建立了经济合作之后，为消费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输出打开了空间。
然而，从全球层面看，国际贸易低迷依旧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一直以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国际贸易年均增速为世界经济增速的1.5倍，甚至2倍。而现在这一“引擎”却开始严重放缓、停滞甚至面临“熄火”风险。根据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6.9%，2008-2015年平均增长约3 .1%，过去一年，全球贸易增长降为1.2%，不到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水平的一半，今年WTO也将贸易增长由2.8%下调至1.7%。贸易对GDP的创造效应大大下降。
如此低迷的全球贸易增速在过去50年里仅遇到五次，分别是1975年、1982年、1983年、2001年和2009年(正好对应着经济危机期间)，然而这一次却是连续四年低于3%的水平。
全球贸易增长低迷既有周期性因素，更有结构性因素，以及制度规则层面上的因素。逆全球化风潮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西方一些代表性观点认为，从发达经济体和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来看，在发达经济体内部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不断向国外转移，造成本国的产业空心化趋势。这些都使得以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利益受损，部门内出现利润下滑和失业率增加。
而一些资源类国家也认为，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后发国家而言，消费国得到了全球供应的廉价商品，生产国实现了产能、技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但更多依赖资源出口的资源国和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国并未享受到这种红利，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增长低迷、资源透支、效率低下、产业不振等问题。因此，这些观点在很多国家中是非常有民意基础的。
第二个重要因素，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全球经济再平衡不无关系，原有的以“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贸易大循环变得愈发不可持续。美欧等发达国家高负债导致的杠杆收缩，以及工业部门的“重返制造业”导致消费驱动的国家增长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从2009年的高点大幅下降到2003年时的水平。
第三个因素，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趋势增强。根据Global TradeAlert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由G 20国家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为599项，占到总量的81%。其中，2015年美国采取了90项贸易歧视措施，位居各国之首，成为限制贸易自由化的头号国家。
而作为全球最大生产国的中国，其贸易结构的增长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嵌入式分工模式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加入WTO的十多年来，中间品货物贸易量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
近些年来，要素成本上升、后发优势红利减少，以及外部体贸易竞争追赶与挤压态势的增强导致中国自身嵌入式分工的出口结构也在发生重大转变。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由2007年的50.7%降至2014年的37.8%；同期间，加工贸易占进口则由38.5%降至26 .8%，显示中国贸易结构已经开始趋向转型升级，对国际贸易链条拉动效应有所放缓。因此，就长期而言，由于全球经济再平衡所导致的贸易增长减速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价值链水平的正面效应远远大于负面效应。
目前，全球已形成400多个RTA(区域自贸协定)，这种类似“意大利面碗”的RTA不仅增加了商品贸易跨国流通的复杂性，其逆全球化的“竞争性区域集团”的形成，也导致大量的贸易转移，割裂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
因此，中长期看，全球贸易仍将面临由于增长格局和规则之变而带来的冲击，如何重塑全球贸易治理框架，推动全球价值链合作也是促进贸易重回增长轨道的根本之道。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