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经贸合作的重点一直是亚太地区，因此，日本FTA战略最初关注的重点是亚太与日本有重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2007年韩美FTA达成后，日本加快了同其主要贸易对象之间的FTA谈判，其战略着眼点超越邻国策略，进一步发展对印度、智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关系，并有选择地将双边关系逐步整合到多边框架下，以渐进路线实现多边合作，为日后参与主导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多边议程做准备。
目前，日本FTA的谈判对象涵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其自贸区战略的全球布局已逐渐成形。截至2016年6月，日本已分别同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印尼、文莱、东盟、菲律宾、瑞士、越南、印度、秘鲁、澳大利亚、蒙古国签署了EPA/FTA协议，与欧盟、RCEP、中日韩、海湾合作委员会、哥伦比亚、土耳其、加拿大、韩国的谈判正在推进，有些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5年10月，日本参与的TPP谈判达成协议，日本—东盟FTA服务和投资章节的谈判已基本完成。
日本推进FTA的战略考量
日本的FTA战略除了谋求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确保资源供给等利益考虑外，更多的是对政治及外交利益的考量，即通过加强经济纽带，营造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FTA战略对象区域的选定和优先次序标准如下。
1.政治外交标准。从宏观上看，日本FTA的政策目标和任务更重视在政治外交安全领域扩大日本在目标国的利益和影响，谋求全面提高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基于对外交战略需要的优先考量，日本通过在农业议题上的较大让步促成日澳EPA的达成，以此来强化两国的同盟关系。在TPP谈判中，日本对国内外政治、外交利益的考量高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日本的战略考量基于：第一，巩固美日同盟。美日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共同目标和对外政策，尤其在遏制中国崛起这一点上高度一致。日本通过认可和追随美国倡导的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并选择性地与共享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加深相互依赖关系，以推广经济规则的形式加强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政治联盟和经贸合作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着矛盾，而日本FTA谈判模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其国内外政治和外交战略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第二，积极主导东亚经合进程，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影响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将构建地区秩序和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结合在一起。2006年，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提出了建设“东亚经济伙伴协定构想”，主张自2008年起的10年内，通过与东盟、中韩及澳新印等国家和地区全面签订经济伙伴协定，建立日本主导的超越东亚范围的经济伙伴协定。在手段方面，日本主要是通过促进与东盟成员国FTA的发展，深化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从而有助于其更多地参与该地区的各种事务。
在加入TPP之前，日本已经是RCEP的成员，并同东盟签订了自贸协议，还同东盟几个成员单独签订了双边自贸协议。后来，日本积极参与TPP。按照日本政府的说法，加入TPP是为了“重返新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的制高点，避免被边缘化”。因为意识到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在超过自己，日本坚持在东亚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中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拉进来，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寻求更多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起到牵制中国的作用。
2.经济标准。日本FTA十分注重将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完善对日本企业有利的商贸环境，促进日本工业品、服务贸易出口，扩大海外投资，获取较为明显的自由化收益。日本FTA经济利益的诉求一是有助于稳定日本的资源进口，确保食品安全进口。如日本同智利缔结FTA，除为本国汽车厂家争取更优惠进入条件外，还意在稳定其在智利的矿产权益。二是有助于日本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革。日本经济深陷结构性困境，但结构改革却步履维艰。2013年以来，安倍内阁推出一系列经济增长战略，试图打破多年来阻碍日本发展的体制壁垒，如希望借TPP谈判打破国内农产品依靠补贴维持高价的体制，改善投资和商业环境。
3.可能性标准。日本政府秉持政治上不对抗、经济上互补性强的国家之间开展经济合作的效果会更好的理念，因此，对FTA对象选择还考虑到目标国家的局势和实施FTA的可行性，如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缔结FTA的状况，与第三国潜在的摩擦和问题较少，具备兑现承诺的能力等。
中日韩FTA难在哪里
早在2003年，中日韩三国就启动了FTA共同研究。2013年3月启动第一轮谈判，第十轮谈判于2016年6月28日在韩国首尔结束。三国就协定范围领域达成一致，将金融服务、电信、自然人移动等5个议题升级为分工作组，这意味着，中日韩FTA进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人员交流谈判的实质阶段。
中日韩FTA谈判持续时间长，过程也不太顺利，谈判的难度主要不在技术层面，而是在政治层面，农产品谈判等从长远看都不过是技术性障碍，而主导权问题、区域外因素、历史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等构成了中日韩FTA对话的困难与复杂。三国间的政治互信建立不起来，谈判就很难取得预期的进展。这也是中日韩FTA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多年不能达成任何协议的主要原因。从长远看，推动中日韩FTA向前发展，需要克服和跨越两大障碍。
一是互信缺失。中日两国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中日双向投资现状落后于两国的经济现实，两国投资关系并不是非常成熟，呈高度不稳定状态。许多日本企业对开展中国业务犹豫不决，对华投资的愿望不肯轻易转化为实际行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全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吸收外资的比重都不足5%。自2012年起，日本对华投资连续四年下滑，这固然有中国内需不振和日元贬值的影响，但一个重要背景是因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陷入僵局。虽然发展经济关系，核心因素是市场力量，但也不可否认，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来就与政治关系是分不开的。历史问题、领土纠纷仍是干扰中日韩合作的最主要和最关键问题。只有当三国间的互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FTA才能水到渠成。
二是敏感部门的开放。在经济方面，中日韩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差异也较大。具体而言，日本的敏感产业有农业、钢铁产业、能源产业、造船产业。韩国的敏感产业有农水产业、能源产业、服装和纺织等加工工业。中国的敏感产业则包括化工产业、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金融业、零售业、中高端制造业和运输设备。其中农业因素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的头等难题。由于经营规模小、生产成本高，日本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多年来一直依靠政府的补助金和贸易保护。在与新加坡的谈判中，日本完全把农产品排除在关税减让议题之外。日澳EPA是日本首次与农产品出口大国签订EPA。澳大利亚同意将大米列为免除关税减让品种。作为交换，日本同意冷冻牛肉和冷藏牛肉的进口关税将逐年递减。日本虽然保住了大米免除关税减让品种这一核心利益，但在其他几种敏感农产品问题上做出了较大让步。日澳EPA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日本农产品市场开放迈出了重要一步。
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是着眼于未来的战略举措，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所趋，但理解与合作是三国未来谈判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如果不愿合作，或有一方拒绝合作，那么，中日韩自贸区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勉强建立起来，其功能与影响也是残缺的。
现阶段，对韩国和日本而言，中日韩FTA优先级别较低，中国想加快也无济于事，最主要的还是做好国内相关改革，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自贸区建设水平，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主动推动RCEP谈判进程。RCEP是亚太地区与TPP旗鼓相当的自由贸易协定安排，是目前我国参与谈判的最大规模的自贸区，其顺利建成将有利于我国加快构建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第二，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是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桥梁，其顺利实施可以部分消除TPP对中国可能造成的贸易分流。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