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开放资本项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当经济增长出现上升趋势时，就会有资本大量流入套利，而当经济增长出现下降趋势时，又会发生资本外逃的风险。中国是个典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目前经济增长正处在下行期，有资本出逃的风险，所以开放资本项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意味着我们要想通过开放资本项来平衡国际收支风险实在太大，且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自从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贬值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便呈现出长期增长之势。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不断刷新，之后，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贸易顺差第一国，从而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压力：从外部经济来讲，国际社会不断指责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是由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所造成的；从内部经济来讲，由储备增加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由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等，给宏观经济的稳定报告运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们该如何应对才是正确的呢？
从2005年开始，我们试图通过价格调整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于是就有了从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但是，这样的调整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加重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困难。从贸易方面来看：存量的贸易顺差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流量的出口增长率却在持续下降。从金融方面来看：由于中国汇改时选择的是有管理的浮动，从而导致汇率不能超调，在汇率不能超调的情况下，汇率升值的远期溢价就不能在短期内被消除，其结果是外汇投机敞口被打开，境外短期套利资本不断流入，造成中国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进而引起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
以上情况表明，用价格调整方法（人民币升值）来平衡贸易顺差的做法可能是不正确的。为此，我们就有必要探究导致中国贸易长期顺差的真实根源，以便找到准确的应对方法。
中国的贸易顺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教科书式的分析并没有能够准确揭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真实原因。如果回到现实中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像教科书中所讲的那样源于汇率的低估。
是结构性顺差
当前国际贸易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的自由化程度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最低。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是在制造业，而美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则是在服务业和农业
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性顺差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加以分析。
第一，从需求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消费严重不足的国家。中国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过高，而不是因为储蓄率过高。农民是非工薪劳动者，倾向于自给自足，一个国家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越高，那么该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越低。在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1979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9%，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得到的数据是49%，最近该数值虽然仍在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村人口仅占总人口2%-4%的比重相比仍处在高位。因此，我们仍然有理由把中国定义为从农耕向工业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只要产能释放，必定会产生所谓的过剩产能（其实从贸易理论来讲，凡是可贸易的商品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为全球市场生产的），为了平衡不断释放的产能，就只有通过贸易顺差（出口）来实现，这与汇率是否低估并无直接的关系。
第二，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后参与的国际分工是加工制造，制造业通常会受到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以致产量必须足够大。受此条件约束，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通过出口来实现规模经济；要么牺牲产能，丧失规模经济，导致企业亏损和经济增长下行。当政府选择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时，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对外贸易出现长期顺差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毫无疑问是属于结构性的，同样与汇率是否低估无关。
第三，从制度角度来看，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经济部门存在着显著的非对称性，所以，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很难避免由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非对称性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贸易顺差。只要我们审视一下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农业，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是递减的。当前国际贸易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的自由化程度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最低。毫无疑问，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是在制造业，而美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则是在服务业和农业。因此，当中国与美国（包括大部分发达工业化国家）成为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时候，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外贸易的持续逆差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由此造成的贸易失衡显然也是属于结构性的，还是与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没有直接的关联。
顺差很难避免
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我们是无法避免贸易顺差的。因为我们存在两大约束需要通过贸易顺差来加以突破：第一，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第二，由禀赋决定的、非连续性的生产函数
面对结构性贸易顺差，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调整方法才是理性的呢？这里至少涉及到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还要不要贸易顺差；其次，贸易顺差究竟应当怎样来平衡。
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我们是无法避免贸易顺差的。因为我们存在两大约束需要通过贸易顺差来加以突破：第一，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第二，由禀赋决定的、非连续性的生产函数。
假如没有贸易顺差，就不会有净出口，从而也就难以出清存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实现从刘易斯式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只要农村人口占比不能大幅下降，农村劳动力就会过于廉价、人均耕地就会过少，从而农业就难以走向现代化。只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能大幅上升，那么中国想要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并且想要增加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属于非工薪劳动者，没有支持消费所必须的恒久性收入。目前旨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补贴政策与转移支付政策（三农政策）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样的政策无法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也不能获得劳动力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向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转移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在财政上也不可长期为之。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能否升级，不仅与需求结构的变化有关，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生产函数有关。中国目前无论从需求角度来讲，还是从供给角度来讲都不具备产业升级的条件与必要性。中国人均GDP6000美元左右，消费结构尚处在温饱向小康转型期，国内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消费高附加值产品的能力，结构升级将缺乏本地市场。更为重要的是，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不同，中国的生产函数具有非连续性，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足够的职业教育和高等工科教育的投入，来自于农村的农民工几乎都没有受过专业的技术训练，从而造成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要素瓶颈，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短期内我们将难以逾越从低端加工制造向中间品生产与高端研发转型的要素壁垒，然而，只要一国在国际分工中参与加工贸易，那么其贸易顺差也将是难以避免的，这不仅是因为在加工贸易的场合，进口总是出口的函数，而且就像前文中所阐述的，加工制造有最小盈利规模约束，其产出通常总是本国居民所消费不了的。
价格调整无效
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当其面临结构性失衡时，价格调整是无效的，因为价格调整所能解决的只是总量问题，而不是结构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告诉我们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紧接着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来平衡这种结构性的贸易顺差呢？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有多个选项：第一，调整经常项；第二，调整资本项。从经常项来看又可以细分为价格调整和结构调整。其中，调整经常项有可能实现贸易平衡，而调整资本项则是为了从更加广义的层次上实现国际收支的一般均衡。但是，回到现实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可供我们选择的平衡方法非常有限。因为很多在理论上可行的调整方法，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约束条件无法满足的困难。首先，价格调整的方法不可取。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当其面临结构性失衡时，价格调整是无效的，因为价格调整所能解决的只是总量问题，而不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发展和改革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就像前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在贸易自由化不对称的结构问题解决以前，南北之间的、或者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是不可能通过价格调整来平衡的。事实已经做了最好的回答。自从2005年启动汇改后，人民币单边升值将近十年也未能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但是贸易流量却不断下降。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决定了中国的进口是出口的函数，因此，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并不会像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产生进出口对冲的局面，进而达到贸易平衡。相反，由汇率升值所造成的出口下降必导致作为其函数的进口的下降，结果是顺差还在，但是贸易流量却会伴随着汇率升值而不断下降，其结果只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遭到不应有的破坏。
其次，在保持贸易经常项顺差的情况下，通过资本项来平衡经常项顺差当然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调整方法。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调整方法仍然会遇到难以突破的壁垒。其中的原因可以分析如下：第一，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开放资本项很少有成功的。原因何在？简单地讲，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波动大，凡是经济波动大的经济体通常都会产生巨大的套利机会。因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开放资本项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当经济增长出现上升趋势时，就会有资本大量流入套利，而当经济增长出现下降趋势时，又会发生资本外逃的风险。中国是个典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目前经济增长正处在下行期，有资本出逃的风险，所以开放资本项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意味着我们要想通过开放资本项来平衡国际收支风险实在太大，且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第二，假如不开放资本项，那么想要通过资本项来平衡国际收支就更难了。因为在不开放资本项的情况下，除了官方对外金融投资之外，居民与企业的对外投资都是受管制的。考虑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基本制度上的差别，官方对外直接投资所能进入的市场非常有限（这就是中投公司为什么学不了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原因所在）从而难以购买到足够的金融资产来平衡由对外贸易顺差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的增长。由此可见，中国想要通过资本项来平衡经常项或者更加具有一般性的国际收支必定会遇到两大壁垒：一是经济发展尚未进入稳态的壁垒；二是在制度上与国际社会不接轨的壁垒。
贸易自由化是良方
阻挠贸易自由化的既得利益者假如没有比普通民众和市场更高的道德境界，从而愿意支付这种调整成本，中国的对外贸易要想可持续增长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在排除了价格调整和资本项调整的可行性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地缩小或者平衡中国的贸易差额（主要是顺差）呢？简单地讲，结构性问题还得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加以调整，其方法就是贸易自由化。在这方面中国的调整余地很大，比如服务业、农业，以及国家垄断部门，都可以通过贸易自由化创造出更多的贸易机会来平衡中国的贸易差额，因为这些部门的自由化有助于中国为国际社会创造出一个“顺差市场”，这不仅可以平衡中国制造业的贸易顺差，而且还可以让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不仅是因为它有巨大的创新潜力和强大的高科技产业，而且还因为它通过进口为全世界创造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顺差市场”。根据Bosworth与Colins 2007年的文献：中国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78-1993年间年均增长1.8%，在1994-2004年间年均增长仍为1.8%，基本没有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农业生产率是趋于停滞的；同期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分别是2.7%和0.9%，在后一个统计时期里，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比前一个统计时期足足降低了2/3左右；同期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分别是3.1%和6.2%，在后一个统计时期里，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比前一个统计时期要提高了两倍。以上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开放度很小的农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是缺乏效率的，而开放度相对较高的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维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原因就在于开放度越大，竞争就越大，从而生产率提高就越快。因此，中国若能通过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来增加农业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度，允许自由贸易或者境外企业自由准入，那么不仅可以提高这些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且还可以实现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并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可谓一举三得。
当然，这样的结构调整也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开放农产品(14.73， -0.05， -0.34%)市场就必须要有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予以配合，没有土地所有权（至少是使用权）的流转，就无法实现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大农业的转型，从而也就承受不起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冲击。而在服务业部门则需要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不仅要自由贸易，而且需要自由准入。所有这些意味着，我们必须在遵守WTO规则的基础上，展开更为深入的改革，借以达到更为全面的开放，即从WTO走向TPP。毫无疑问，要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平衡中国的对外贸易或者国际收支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比起无效的价格调整（汇率升值，其后果是贸易流量下降和经济增长衰退）和不可行的资本项调整（浮动汇率再加开放资本项，其后果是给贸易部门带来巨大的汇率风险不说，还有可能导致资本外逃、存量资产价格下跌与流量的货币与资本供给下降等更为严重的问题发生），至少还是一条可行之路。当然，世界上原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走这样的调整之路，就得有人支付调整成本。因此，阻挠贸易自由化的既得利益者假如没有比普通民众和市场更高的道德境界，从而愿意支付这种调整成本，中国的对外贸易要想可持续增长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