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试水自由贸易区已经近两年，上海的革命实践显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冲击。中央大胆实践，在福建、广东和天津新开辟若干新区，扩大改革开放的用心非常明显。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馆员刘佳撰文指出，自贸区实验明显提速，其前景如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央改革思路是否明确。既然中央从严治政，希望打造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地方当局一言一行都要严守纪律。而改革又是一项需要“突破”的事，那中央就必须有一个成熟的改革思路，而不能指望地方各显神通去给自己探路。
新开自由贸易区能否取得人们期待的成就，自贸区实践的结果又会如何，人们显然很难乐观。自由贸易区实践推广至今，为何没有产生如深圳特区一样的效果，为什么自贸区实验会变得举步维艰？这就必须从特区与自贸区实践所处的不同历史条件及中国当今的国情来探求答案。
特区与自贸区境遇迥异源于两者经营思路不同。特区的建立，正值文革结束之际。国家举步维艰，上下一致寻找出路。对于中央来说，只要不动摇中国的政治安全，任何制度都可以怀疑与挑战，任何新模式都可以实验。
邓小平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可以说改革必须突破现有体制，而特区就是这种突破的实验场。没有对现有制度的突破，改革不可能成功。这种突破需要一个容忍与宽松的空间。邓小平对此划定了一条红线和一条标准，所谓红线就是“四个坚持”，一条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因此，特区改革的经营思路是，地方放开手，中央放一马。地方只要不冲撞“四个坚持”，可以放手实践，中央对只要不是违反“四个坚持”的事，即使违反当时的法律及法规，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放他一马。
在那个连住饭店都要有介绍信的时代，如果没有遍地走私，就没有深圳老板的原始积累，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农村干部网开一面虚开介绍信或故意放行，就不会有遍地农民工闯深圳，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制造。
而今天的自贸区举办思路则大有不同。自由贸易区的举办是在中央领导下，深化改革的试水之举。在今天，中国社会阶层日益固化，利益集团阻力强大。中央希望通过举办自贸区来深化对外开放。因此，自贸区的改革思路是，中央指引大方向，地方探索执行。
那么不同的经营思路，为何会给两者带来迥异的境遇呢？
首先，特区的改革，中央没有明确的思路，希望用特区来探路。因此中央对特区的做法是放权与让利，甚至对一些地方的腐败问题，也采取了杀一儆百点到为止的态度。比如，90年代初，广东走私遍地开花。而事实上当时海南地委负责人的走私行为，更多的是为地方政府筹集经费，个人贪腐其实并不多。结果被杀一儆百，当成了出头鸟。而更多的参与走私的老板与干部，事实上没有被追究。
特区的举办，主要依靠地方，中央所做的更多的是行方便，只要不突破四个坚持，不要搞得太过分，中央就放一马，也就是所谓的“中央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地方自己杀条血路出来。”自贸区的举办则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对自贸区有明确的管理构想，地方更多的是照办执行。事实上中央又很难直接管理自贸区，自贸区的经营需要基层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自贸区改革却没有吊起地方官员的胃口。
其次，从严治政降低了基层干部的改革热情。
特区改革，基层官员是重要支持力量。因为不论从政绩还是从个人利益上说，特区的成功举办，广东的经济崛起，确实给当地官员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尽管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收益是非法的，但客观上激发了官员的改革热情。十八大以来，中央执行从严治政的方针，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福利有明显减少，而公务员的工资又没有相应的提升，工资合理增长的机制也没能建立。腐败又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改革改的好与坏，与基层干部的利益基本没有太大关系。
虽然从严治政净化了政治空气，但客观上也挫伤了基层干部的改革热情。此外，政府内部监管的措施日益细密，在避免腐败的同时也缩小了干部日常工作的自由裁量空间。现在基层政府，地方干部出几次差，做什么车，甚至喝什么酒都有细致的规定，一方面确实避免了腐败，另一方面也让干部们只能跪而听命，失去了很多工作中自由裁量的权利。
最后，反腐败提高了基层官员改革的风险。
改革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中规中矩完全执行现行的体制规定，肯定不是改革。但是如果要突破现行体制，改革与违纪甚至违法之间的边界如何界定，就变得棘手。严格的说，所有的改革不能说都违法，但至少都是“违纪”或“违规”的。一点不“违纪”“违规”的改革是无法想象的。在高压反腐的今天，地方官员宁可不改革也绝不违纪的心态非常明显。
自贸区实验前景如何？
自贸区实验明显提速，其前景如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央改革思路是否明确。既然中央从严治政，希望打造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地方当局一言一行都要严守纪律。而改革又是一项需要“突破”的事，那中央就必须有一个成熟的改革思路，而不能指望地方各显神通去给自己探路。
第二就是要建立基层政府的激励机制和基层干部的奖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干部的改革积极性。中央改革思路再明确，执行还是需要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中央不可能万事亲历亲为。
这就需要合理放权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从严治政，反腐败是对的，但是也要有相应的干部激励机制。否则地方干部干活不但不得好处，反而容易犯错，势必无人敢于冒险。如果对于基层干部来说与其锐意改革不如碌碌无为，改革就会失去动力。
自由贸易区实践推广至今，为何没有产生如深圳特区一样的效果，为什么自贸区实验会变得举步维艰？这就必须从特区与自贸区实践所处的不同历史条件及中国当今的国情来探求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