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草案》。自贸区作为新一届政府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即将正式起航，这对于进一步深化开放推进改革，促进我国经济升级版的实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欧盟、日本、美国之间都拟建立FTA，这就使得传统的WTO存在价值日渐减弱，那些被排除在FTA协定之外的国家将会面临更大的贸易和投资歧视。
目前，太平洋两岸的12个经济体正在商讨达成一项庞大的新多边贸易协定(TPP)，一旦成行，则覆盖全球GDP50%的地区将重新构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中国若因此被拒之门外，无疑会大大削弱我国对外贸易优势。但是我国短期加入TPP也有现实的困难。一方面，出于国内改革稳妥渐进推进的需要，我国短期难以达到发达国家所要求的市场化经济程度，如国企优惠及投资限制全面取消等；另一方面，TPP对投资准入和市场开放有着更高要求，中国全方面快速实施的话，农业、汽车、钢铁和石化等传统产业领域都将面临极大的冲击。这就需要找到一条渐进的中间路径，尽量减少TPP实施对于国内经济产业和既定改革进程冲击。同时，更好地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以继续强化我国对外贸易优势，推动对外贸易升级。而中央决定成立上海自贸区的相关决策，显然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上海自贸区内，原有涉及外商行政审批程序的三部法律将不再适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无需行政审批，外商投资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自贸区还将配套更加灵活开放的金融服务体系。中央还将根据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需要，按照从严从紧的原则，确定少数具备条件的区域进行类似试验。这意味着不久后还有一些地区将实行类似上海自贸区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化投资制度。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主的市场化改革还不仅局限于这些区域，它们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还将在未来适用于全国。
中央的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以渐进方式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及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实现。我国与发达国家谈判加入TPP的筹码也会增强，发达国家也有望一定程度上给予我国加入TPP更多的政策弹性实施空间。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对内倒逼国内加快改革步伐。这种情形也非常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四大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地，探索了诸多有益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例如，当时外资的涌入催生了特区所有制改革、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而这些局部的改革又通过连锁反应推动并倒逼了更多地区的经济改革，并最终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今天，中国经济进入升级阶段，迫切需要重新调整原有利益格局，重启新一轮改革。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则会成为新一届政府探索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它在多个改革领域的创新，将为我国推动全方面的经济改革提供经验，并倒逼相关的改革进程提速。
中央对上海自贸区做出的部署中，将转变政府职能放在首位，这无疑表明上海自贸区将承担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重任。这些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将为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型提供现实的经验和指导。
再如，上海自贸区还要探索外商投资、工商登记等方面的清单管理，这也会逼迫上海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对于试验区内所有法律未禁止的投资、工商登记等经营事项进行备案管理。自贸区内也就有望终结审批制，企业投资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也由此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到自贸区扩大投资。更多地区为留守住当地企业的投资或生产，不得不加快当地投资管理的市场化进程。中央部署的2015年基本完成投资体制改革，也就更有了内在推动力。
此外，上海自贸区在金融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等，也有利于在多方面推动我国金融改革的进程。自贸区内企业人民币自由兑换后，鼓励国际金融或产业资本加大自贸区投资，或者企业利用自贸区平台加快对外投资步伐的同时，有效防范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的风险，无疑会挑战政府的风险管控能力。这方面监管经验的探索也更有利于管理层平稳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一旦自贸区企业资本输出或用汇的便利、快捷性优势得到体现，由于资金流动较强的趋利性，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寻道蜂拥而入，政策的外溢效应也就逼迫管理层不得不从全局考虑，更快地推进这项改革。
自贸区在实践中所做的诸多制度创新还不仅局限于以上行政、投资及金融领域，还包括更广泛的法制、社会管理等，这都客观上要求自贸区摒弃那些可能阻碍业务发展的法律、知识产权及社会管理方式，重建更加市场化与最小风险化的体制机制。上海自贸区巨大示范效应也有望推动我国进入新一轮改革的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