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贸易与投资“东进”战略
□余南平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新进展，是以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形式出现，亚太是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重点争夺区域。中国必须站在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切实地积极推动中日韩FTA谈判与各类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中国30多年最大的经验，就是加入先进经济体的竞争。如果放弃了21世纪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区构建，中国未来在亚太将面临美国主导的TPP，欧盟亚太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强大压力。中国未来的战略空间在亚太，只有“东进”而不是简单“西行”才能使中国成长获得足够的战略空间。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结构因调整而减速，欧洲尚在痛苦的债务危机中挣扎，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代。为了摆脱低速增长，美国率先在全球最大区域市场双向启动了新的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体而言就是跨太平洋亚太方向的TPP谈判，与跨大西洋欧洲方向的自由贸易区TTIP谈判，而欧盟为了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低迷，加强出口，与新加坡在2012年底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在2013年与泰国就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正式展开谈判。虽然有分析认为，美国主导的两大新一轮自由贸易谈判，可能因为分歧巨大，短期难以促成结果，但就第16轮TPP谈判结果和日本加入TPP谈判的进展而言，显然各谈判方态度是积极明朗的，欧盟以自由贸易协定进军亚太市场的态度也是坚定的，由此带来的全球战略变化是什么？中国需要采取哪些对策？
国际间自由贸易的主导角色
20世纪末期全球化浪潮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区域一体化的多种模式与不同发展结果，各类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的出现，已经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而WTO多哈回合的事实停滞，也使得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各国务实的战略选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对于未来全球自由贸易的“多边”与“复边”并存的表述，已经清楚地说明美国对于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结构的战略判断，而在美国与欧盟均无意推动WTO多哈进程的状态下，自由贸易区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再次成为国际间自由贸易的主导角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更大的贸易与投资空间。中国目前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11个，商讨建设的自由贸易协定5个。在区域一体化努力上，中国正在进行中日韩FTA谈判与启动亚太地区16国RCEP谈判，并倡导了南亚自由贸易走廊的建立，这些战略对策是积极的。但是相比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签署更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特别是相比美国、欧盟已经完成的自由贸易区构造和大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中国的努力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看到，未来全球贸易和经济的竞争，在更大程度上是各类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国资源配置、产业结构组合的竞争，因此，中国必须在战略高度重视与积极推进各类区域性和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
亚太成为全球贸易竞争焦点
分析过去几年最新的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绝大多数集中在亚太。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美国非常清楚21世纪竞争的核心就是“经济领导力”，而要恢复经济领导力，重要的是全球市场与资源组合，目前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中，人均GDP最低国家墨西哥也已经达到14600美元，虽然墨西哥为该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加拿大提供了资源，但该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增速远低于亚太，更何况亚太地区更低的劳动力市场价格，潜在的人口红利与消费提升潜力，使得美国以全球战略眼光重新审视亚太。就欧盟而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持续性衰退，使得欧盟需要扩大出口，带动就业与经济复苏，其对亚太市场的渴望甚至比美国还要强烈。虽然有预测表明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可以为欧盟带来0.5%的GDP增长，但欧盟更看重的是亚太人口大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后的持续消费能力，因此，在完成韩国自贸协定签署和启动欧盟日本自贸协定谈判的同时，欧盟开始将自由谈判全面引入东盟国家。就亚太经济高增长国家的战略诉求而言，一方面希望更大的贸易空间，以发挥成本比较优势，同时也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带来更多的投资与技术提升。因此，当亚太已经成为未来全球贸易竞争焦点时，中国显然不能忽视：美国、欧盟的积极介入，包括亚太各类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和贸易结构的潜在影响甚大。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挑战
就东亚中日韩三国而言，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和产业结构的错位，并没有以全面贸易协定来迎合全球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但就中日韩经济规模和潜力而言，中日韩FTA的谈判将可能在亚洲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空间。简单经济模式计算，如果完成中日韩FTA谈判，将给中日韩分别可能带来1%、0.5%、2.5%不等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三赢的局面。但是目前除了中日、日韩“岛争”带来的政治问题外，新的棘手问题有两个：一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级，使得韩国在大选后更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美国的军事核打击力量，可以以防范朝鲜发射导弹为名，堂而皇之部署于亚太，包括东北亚，而美韩军事合作关系的升级，将有可能诱使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从而削弱韩国对于中日韩FTA谈判的热情和提高要价；二是日元贬值问题，这是个最关键问题。自2012年年底日元启动贬值以来，日元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相对美元贬值20%以上。最令人奇怪的是，在日元巨幅贬值过程中，美国政府，西方7国集团，居然没有对日元大幅贬值予以抗议和谴责，也没有发表任何一份联合声明，美国政府默许态度后面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即通过日元贬值创造出来的日本经济红利，来拉拢日本坚决地站在美国的TPP框架内。而从2013年日本的进出口数据的变化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针对性货币贬值，开始给日本经济和出口结构带来改变，日本对美出口开始超越中国。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日韩产业结构类似，韩国也可能会被迫进行货币贬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损失最大的一方就是中国，它将严重打击中国同类的产业的竞争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日元大幅贬值带来的结果，中日韩贸易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这不利于中日韩FTA的谈判，包括中韩之间可能的FTA谈判。
积极参与亚太区自贸区框架
选择什么方向推动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国家对于未来战略的全局性判断。目前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既然日本已经“选边”加入美国的TPP框架，而TPP框架对于中国是排斥的，中国就没有必要再积极推动一个由日本参与的、政治互信度低的自由贸易区。对于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在战略上是短视的，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与贸易的格局中，一个国家可以加入多个贸易框架，也可以签订符合自身利益的各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不同的自由贸易框架相互平行交错竞争。仅就TPP而言，美国就公开声明，并不反对在亚太可以并存多种自由贸易框架协定。如果中国不在亚太推动和积极参与自由贸易框架，等于是拒绝区域与全球竞争，这不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从更大的战略视野角度看，中国贸易与投资融入世界，一个最重要的战略选择是“东进”还是“西行”？打通与建设“欧亚大陆桥”，开辟新的“丝绸之路”的学术观点，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战略方向上一个经常讨论的热点。但事实上，且不谈中国“西行”面对的复杂的宗教、文化、民族差异，也不谈中亚地区复杂变化中的地区形势，以及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仅从中国自身需要的经济结构调整而言，如果中国“西行”，除了可以获得资源利益和安全保障外，中国的产品性能不会有本质的提高，其产业结构转型必然缓慢；而如果“东进”，中国产业必然面临强大的竞争，不仅有助于利用外力推动中国产业转型与装备制造水平升级，同时还可以更大程度上分享亚太未来的经济高速成长。所以，当我们需要中国西部周边稳定，并能够为中国经济提供资源保障时，我们切不可忘记，面向东亚，面向亚太更可以本质上提高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能力，并可以获得潜在高成长的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务实抓手是各类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中国必须站在全球战略重心变化高度，在重视和积极推动各类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同时，高度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特别应该抓住机遇，利用韩国目前的优势位置（韩国目前与美国签署了双边FTA，对TPP并不十分急迫，且韩国有意先发日本与中国直接签署双边FTA），率先与韩国达成双边FTA协定，并以战略高度考量中国未来自由贸易区的方向选择，我们不能因为亚太竞争激烈，大国力量交织就回避亚太，简单退回选择“西行”战略。21世纪全球经济核心增长在亚太，中国应该牢记10年前加入WTO给中国带来成长的事实，以大国的勇气和务实的态度积极推动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各类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