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已经开始，这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成功的话，它将覆盖全球40%以上的GDP和世界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很大一部分。美国和欧盟雄心勃勃地准备在2014年底前完成谈判。但是，从历史上看，大部分贸易协定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完成。
TTIP的规模是庞大的。随着7月初克罗地亚的入盟，目前欧盟已拥有28个成员国，基于比较优势、历史和国内政治实力，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贸易促进和保护方面的利益。
此外，协定所欲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这使谈判过程进一步复杂化了。TTIP将取消所有贸易关税壁垒、减少非关税壁垒（包括农业方面）；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引入更紧密的监管协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限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等。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谈判将十分艰难；事实上，法国已经要求并获得了电影和电视的"文化例外"。
总体而言，扩大贸易能提振所有相关国家的收入。经济学家估算，多轮成功多边谈判（最近一个是乌拉圭回合，其高峰是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自由贸易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
TTIP等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如此，但其中一些好处来自其他贸易伙伴的痛苦。每个国家尽管可以获得净收益，但也会有损失。应对贸易协定带来的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最佳办法是通过转移支付、临时性收入支持以及再培训，而不是维持保护主义壁垒。
自由贸易协定的好处来自多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比较优势：各国专注于生产其相对来说生产效率最高的商品和服务，然后用之交换其他商品和服务。规模经济和其他因素也很重要。
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降低，好处也不成比例随之减少。据估计，TTIP若能充分实现，每年将给欧盟带来1600亿美元收益，给美国带来1280亿美元。英国首相卡梅伦预测TTIP将增加200万个新工作岗位。而在全球经济疲软时迎来无通胀的增长提振也可谓非常及时。
但细节中处处陷阱。总体而言，关税已经相当低，因此进一步削减关税带来的好处也相当有限。尽管政治压力要求维持甚至收紧非关税壁垒，但取消它们至关重要，比如并非基于合理法律安全和健康考虑的地方性规则和限制。限制TTIP所覆盖的贸易和投资范围也会降低其益处。
贸易谈判要么广而深，要么狭而浅。前者如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它极大地提振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盲目模仿NAFTA的SAFTA（南亚自由贸易协定）在降低关税和减少剔除项清单方面进展缓慢，以至于印度与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单独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TTIP分成了15个具体的工作组。谈判是新的，但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是长期存在且广为人知的。最困难之处之一是欧盟限制转基因食品进口，而这对美国农业来说构成了一个大问题。另一个是金融监管，美国银行偏好欧盟规则，而本国的框架更加严格（比如，最近美国金融监管者提出显著提高大银行的资本标准）。
其他几个严重分歧也阻碍着全面协议的达成。比如，与在欧盟相比，美国制药公司在国内拥有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随着院线的增加，娱乐业的争议也将越来越多。而早已过时的1920年琼斯法案（JonesAct）要求在美国港口之间开行的货运只能由美国船只进行（想象一下英国石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时外国援助船可能引起的混淆）。敏感行业外国控股公司的安全监管和限制也是潜在的争论点。
TIIP并不只事关美国和欧盟。墨西哥已经与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也在谈判中。总有一天，NAFTA和TIIP不得不协调起来。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它们仍占据世界GDP的一大半和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头--质疑TTIP能对它们产生多大影响。我的前同事、前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CarlaHills）提出了一个可能：成功的TTIP是重启奄奄一息的多哈回合全球自由贸易谈判的重要推动力。NAFTA签署后不久，乌拉圭回合就获得类似的提振。
TTIP谈判如何发展，最终结果如何，这事关所有国家的所有人。举个简单的例子，更合理的欧盟北美转基因农产品进口规则如果借鉴用于对非洲的合理仔细的检测，将能极大地造福非洲农业。无法削弱TTIP这方面的谈判将必然阻碍非洲的转基因食品发展。
类似的问题将在各个部门和各项监管中逐渐出现。我们可以希望，但不能保证TTIP谈判最终形成一致的细节与一开始的热情相符。
迈克尔-波斯金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9-1993年老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