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一旦建立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无疑将为上海带来巨大的红利。
3月27~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行在江苏、上海调研期间称，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李克强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杨雄任综保区管委会主任
这28平方公里，正是目前上海市综合保税区的统管范围。
作为上海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上海综合保税区于2009年11月18日成立，统一管理洋山保税港区、外高桥保税区（含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上海综合保税区被定位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区域、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载体、国际金融中心的新突破点。
目前上海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的主任由上海市市长杨雄担任，管委会副主任还包括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浦东新区区长姜樑；上海市副市长周波。
此前，上海已向国家相关管理部门提交了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申请，并一直在积极协助商务部提交相关试点工作方案，该方案在多个部委会签后会上报国务院。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方案仍然在走流程。也有说法称，方案已经会签完毕，上交国办。
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建设与国际惯例更加接轨、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自由贸易园区，是许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正在探索的方向，上海更是为之努力多年。
上海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曾向记者分析，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与世界自由贸易园区的差距，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监管理念，要从货物管理转变为企业管理的理念，否则就会管得过多过细；二是贸易的开放度。现有的贸易壁垒、配额限制应该要更为宽松；三是政策的开放度。最主要的是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自由贸易园区要求外汇政策率先开放，税收政策要有国际竞争力。
比如，随着中国、亚太市场的成熟，不少跨国公司开始利用保税区的保税、免税政策开展第三方维修业务，这也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正在着力打造的国际贸易技术服务产业。但之前，外高桥保税区内企业只能从事集团内部的第三方维修。
3月28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贸易便利化推进大会上，浦东新区副区长刘正义称，将以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园区为契机，争取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面上的扩大开放，开展一批新的改革事项。
刘正义表示，将推动首批10家企业在上海综合保税区启动试点非国内制造和非集团内部的全球维修检测业务。
自贸区梦想
上海转型自由贸易园区的努力，最初被广泛关注，是2009年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文章，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将“自由贸易区”改为“自由贸易园区”。
不过，上海此前一直使用较为隐晦的“有自由贸易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说法，直到2011年，上海开始明确提出要打造自由贸易园区，并在2011年11月召开“第11届世界自由贸易园区大会”，向外界明确传达了转型的信息。
不仅仅是上海，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也都在积极争取成为自由贸易区。在上述会议上，一位来自苏州工业园区的参会代表就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提问：所有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是不是都有平等的先行先试的权利？
而在上海看来，包括全国首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在内的上海综合保税区，已经具备了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的条件。
多年探索过程中，上海综合保税区也在拓展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比如放宽外汇管理、实行区港一体化运作、构筑进口贸易基地的便利化环境等，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保税仓单质押融资等业务也在逐步开展，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而上海一旦试水自由贸易园区，其效果也将不局限于上海综合保税区，而是成为上海的“制度创新池”，一系列旨在进一步活跃市场机制的探索有可能渐次展开。比如，在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以“有限离岸地位”。这是发展离岸贸易、发展高端航运金融等业务的政策起点，否则企业的很多高端服务功能很难形成与境外同业的竞争优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