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世界依然笼罩在金融与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中。与缓慢的经济复苏相比，更需要警惕的是，经济全球化似乎已进入下行的通道。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全球投资下降，加上技术垄断进一步强化，使经济全球化遭遇阵阵寒流。这样一种下行，是对世界经济困境的暂时反应，还是新环境中的长期特征？2012年留给了我们这样的疑问。
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绿色壁垒、337调查……2012年，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有增无减，一些曾经陌生的贸易调查名目也走上前台。在这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战”中，美欧发达国家俨然成为挥舞大棒的主角。
12月5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拉米提交的2012《国际贸易环境发展概览》年度报告预计，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仅为2.5%，增速比去年下降50%。发达国家进口减少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下降。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仍将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
正如拉米所言，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压力成为各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动力。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新形势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几种新态势——
一是贸易摩擦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蔓延至技术密集型产业。电信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成贸易诉讼的多发领域。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华为、中兴有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报告就是一例。
二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运用技术性壁垒特别是“绿色壁垒”制造贸易障碍。
三是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对进口产品发难。美国密集发起的“337调查”是最典型的案例。
在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长期停滞的WTO多哈回合框架取得成果的希望更加渺茫。况且在专家看来，现在世界经贸面临的问题已非多哈回合能够解决。WTO必须重设规则，进行针对贸易与投资保护行为的新一轮谈判。
与多边谈判陷入困境相反，2012年，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产生。2012年非洲举办的两届非盟首脑会议极少见地使用了同样的主题——“促进非洲区内贸易”，并提出非洲自贸区应在2017年的某个时间开始运转。
在亚太地区，2012年11月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期间，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东盟十国与其他亚太六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正式启动，这两大谈判将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一起，成为未来几年亚太地区经贸一体化的重要支柱。
在拉美，智利、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四国签署了拉美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拉美区域经贸合作组织。在多边谈判搁浅的情况下，区域性条约是世界贸易协商机制的一种补充，但是，它将给全球性贸易协商机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仍待观察。
全球投资下降 技术垄断增强
与世界贸易受阻类似，全球投资也在走下坡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2年10月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2012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总值同比下降8%，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首次超过50%。
除了投资者风险意识增强的因素外，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思潮泛起的影响亦不可忽视。许多国家对一些核心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实施更严格的限制与监管。据相关统计，2011年44个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采取了67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为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不得不制定了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
此外，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吸纳了国内资金，进一步冲击了对外投资。在发达国家掀起的“再工业化”浪潮中，美国着眼于改造本土工业，重塑竞争优势，以出口和投资拉动制造业复苏。欧盟以提升产业附加值为战略核心，依靠知识增长和新技术革命，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潜力。
发达国家针对性地增强在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领域的投资比例，势必导致这些领域的全球资本更加稀缺，迫使发展中国家依靠自身力量加强高科技研发。
高科技是先进制造业的首要保障，因此发达国家势必增强对高端技术的垄断程度。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高技术出口管制、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与跨国公司的保密措施，发达国家对战略性技术的控制越来越严。
美国经常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337调查”就是一种知识产权调查。“337调查”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款的通俗称谓，该条款的核心内容是调查进口中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实践中，90%为专利侵权调查。
经济全球化下行的新特点
与以往相比，此次经济全球化下行呈现出几个新的特点。
一是发达国家成为阻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行为体，政治因素成为经济全球化下行的重要动力。
在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的压力下，发达国家执政者为了争夺选票，不惜通过贸易保护增加本地就业。同样，贸易保护政策是发达国家影响跨国公司活动的重要手段。因为跨国公司独立性、全球性的增强，是导致发达国家部分制造业空心化与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况且，经济全球化促使一些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在此次金融危机后开始明显冲击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以经济手段压制新兴国家的崛起，成为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行动的长期动因。
二是“集体取暖”可能使经济全球化面临更加难以打破的坚冰。此次危机中，不少国家通过区域经济合作，“集体取暖”。其结果是地区贸易关系与一体化的强化，短期内有利于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却可能使经济全球化面临更高壁垒。
三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世界产业格局洗牌，成为经济全球化下行的重要原因。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当今世界迫切需要新科技革命牵引走出泥潭。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先进制造业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以云计算、物联网、多网融合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还是以新能源技术和先进节能减排技术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抑或以电动汽车产业和机器人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领域，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具有相当的优势。
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奋起直追，使整个产业格局仍处于变动之中，也使发达国家不敢有丝毫放松。激烈的竞争或许是经济全球化下行的重要原因。一旦各方占据比较优势的格局基本确立，经济全球化态势可能重新上扬。
经济全球化：曲折之后或上扬
2012年，在诸多因素作用下，经济全球化下行的迹象更加明显。但是，作为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经济全球化不会就此止步。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仍然不可忽视。
首先，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金融投资在内的全球性生产关系已稳固建立。正如新华社社长李从军2011年6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所言，如今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它更像一个迅速收缩的鱼缸。
2011年泰国洪灾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从反面表明世界已融合成为一个“全球生产”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赖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伴随着发达国家老龄化社会的普遍到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市场将对发达国家更加重要。
其次，世界主要国家对于经济全球化仍然保持着充分的肯定，并通过20国集团等渠道保持着充分的沟通。发展中国家没有被反全球化的思潮与运动所占据，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态势仍占据主流。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建立了广泛的共识和有效的协调机制。
再次，信息技术仍在加深世界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打破困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因素。云计算、物联网、多网融合技术、智能手机、电子支付、社交网站等一系列信息技术成果开始在生产和生活中普及，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
经济全球化仍在塑造世界。正如李从军社长所言，只有承认我们对彼此的极度依赖，我们才能让“鱼缸效应”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的岔路口，人类社会将做出明智的抉择。(《半月谈》2012年第24期，记者 王鹏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