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有望在今年9月中旬推出新一代iPhone，即iPhone5。对众多“果粉”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值得期待的盛事。
对苹果公司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销售市场。2012年第二季度，iPhone占据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17.3%。然而，苹果公司与中国的渊源远不止于此。在中国大地上，有诸多的公司与“大苹果”建立了代工合作关系，包括著名的台资企业富士康公司，为苹果公司制造产品的中国工人超过70万。
中国是iPhone全球生产链中重要的一环。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人员的描绘，整个iPhone的生产链大致如下：苹果公司这家极具活力的美国企业负责设计和营销，而iPhone生产的其余部分几乎全放在美国境外，主要由9家公司承担。其中，东芝(微博)（Toshiba）、三星(微博)（Samsung）、英飞凌（Infineon）、博通（Broadcom）、恒忆（Numunyx）、村田（Murata）、戴乐格半导体（DialogSemiconductor）和凌云逻辑（CirrusLogic）等来自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公司提供主要零部件，然后所有零部件汇集到位于深圳的富士康公司（Foxconn）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并运往全世界销售。显然，代工是中国在整个iPhone生产链条中扮演的主要角色。
那么，代工苹果到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利益呢？上述报告显示，一个iPhone(3G)的出口价值大约为179美元，在中国组装的支出在6.5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iPhone手机在中国的价值增值大约占其出口价格的3.6%。
3.6%的增值率到底高不高呢？根据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几位研究者的联合分析，中国出口总额中国内创造的部分是50%左右，并且其数值随贸易方式和行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加工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率是20%，一般贸易国内附加值比率是90%。在行业领域，出口的国内价值增值程度可以分为几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金属作业机械、基础化工、摩托车和毛纺织品，国内附加值均在70%以上；第二梯队包括橡胶(21585,-260.00,-1.19%)制品、轮船、玩具、电视、家用电器等行业，国内附加值大致在30%-60%左右；第三梯队则包括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计算机的国内附加值比例是8.2%，通讯设备的国内附加值比例是16.6%。另据斯坦福大学刘遵义等人的研究，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中，国内的附加值比例是37%。尽管计算方法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比较上的偏差，然而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iPhone是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内附加值比例较低的产品。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应该放弃代工苹果呢？更进一步地说：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其加工贸易？尤其是当前，中国加工贸易整体发展面临着外部需求萎缩、国内经营成本上升、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等多重压力。为此，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是：在新形势下，加工贸易还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吗？
早在21世纪初，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升的情况。有研究显示，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因此“十二五”时期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是持续的。如果按照简单模型的预期，类似于加工贸易这样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很可能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便宜的亚洲邻国。然而，蔡昉等研究者指出，中国经济本身具有地区差异性，即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了要素禀赋结构巨大变化的同时，其他地区可能仍然具有传统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产业和生产环节转移完全可以发生在中国地区之间。对于先行发展地区来说，适应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更加技术密集型升级，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的转移，同样可以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通过这样的调整，东部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规模将相对稳定下来，与此同时，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地留在中西部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回归其劳动力仍然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因而保持。
在实践中，发展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2011年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6.3%，分别比2009年、2010年提升了3.1个、2.3个百分点。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中西部往往比东南沿海城市更具有土地、厂房和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和部分的技术优势，这是中西部地区作为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潜在区域的重要优势体现。结合中国中西部地区在发展加工贸易领域存在的优劣势，中西部地区贸易发展具有劳动密集型、运输成本低廉、产品制造时效性弱等特点的产业，贴近内陆市场销售的产业，以及就地采购原材料的产业，这是中国内陆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承接点。而最近的数据显示，政策上的灵活性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进一步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也有可能承接代工苹果这样的、产品制造时效性强、面向全球市场销售的“任务”（Task）。
根据中国海关新近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研究》，全国龙头外贸企业布局已经呈现向中等规模城市以及腹地重镇迁移的趋势。仅富士康iPhone生产线的转移就带动河南、四川两省出口分别提升了47.4个、38.9个百分点，占据以上两省出口总值的25.9%和25.8%。
然而，加工贸易的增加值仍然是一个问题。上述报告同时显示：中国各地区间加工贸易增值率相对均衡。直觉上，考虑到地区差异和产业的国内转移，加工增加值应该因区域而有所差异，大致呈现出东高中西低的格局。然而，在中国城市外贸效益竞争力前30强中，加工贸易增值情况相差无几。我们可以将榜单上的上海市与黑龙江的佳木斯市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这两个城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差异明显，上海几乎是佳木斯的2.5倍，而两者加工贸易的增值情况几乎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仍然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每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将“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或发展）方式”作为当年的主要任务。一方面说明转型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转型的艰难和进展相对缓慢。即使富士康落户的重庆，也有一些看法将其成功之处归于中央的优惠政策，特别是，重庆目前是内陆唯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强调，种种迹象表明转型已经开始，这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征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