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已历10年。10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9倍，进口增长了4.7倍，吸收了7000多亿美元的外资，建立了34.7万个在华投资企业。中国对外投资在2001年不到10亿美元，而2010年达到将近600亿美元。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与第二大经济体。
入世的10年成为我国对外合作开展最好的10年。正如现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所说：事实是中国赢了，其他国家也赢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决定了：如果离开中国，世贸组织就不能称为“世界”贸易组织。
从1986年7月，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正式递交了恢复合法席位的申请，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15年漫长艰苦的“复关”—“入世”之路，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继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回顾中国入世历程，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其决策可分为三个层面：在基本思路上，指出真正的较量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积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有利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在根本方法上，强调掌握主动权，提出并坚持我国入世三原则；在具体策略上，提出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决策，最终推动中国正式入世。
真正的较量在国际国内市场上
中国入世的漫漫征程，交锋在谈判桌上，而真正的较量是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开放市场等，都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因此，要入世，首先要创造市场方面的有利条件。这是中央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虽在本质上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但由于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直到党的十四大上才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此之前，我国“复关”谈判迟迟未有实质性进展，就因为在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党的十四大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宣示，为中国入世提供了必要条件，使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迎刃而解。1992年10月21日召开的关贸总协定第11次中国工作组会议，正式结束了对我国经济贸易体制长达6年的审议。此后，“复关”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市场准入谈判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发展需要出发，主动进行了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工作，客观上为我国入世创造了较好的经济环境。这些举措，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入世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同时，中央高度重视国内协调工作，积极向各行各业解释清楚什么是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到底有什么利弊，为统一全党和全国对入世的认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曾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认为，对外谈判是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国内协调。“当时国内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而且涉及到很多部门，因此国内协调的问题，比起对外谈判来说，甚至更重要、更困难。”因此，让各级政府官员逐渐熟悉、理解并接受多边贸易体制的游戏规则，就成为“复关”—“入世”过程的重要环节。石广生认为，当时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于：“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到了最后关键时期，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都亲自过问，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决定。”
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
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在漫长的马拉松式谈判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原则，坚守底线，有理有利有节，使中方在谈判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最终实现了战略意图。
首先，适时提出并坚持我国入世三原则，为我国参与相关谈判确立了重要指导思想，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1993年底，江泽民在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首次会晤时，就阐明了我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项原则：“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这三项原则的提出，明确宣示了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决定了互利共赢的谈判目标，从而为我国参与相关谈判定了基调。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项原则对于保障我国的基本权益极为重要。对于我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一些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争议很大，谈判极其艰难。我国对入世始终抱有最大诚意，体现出坚定决心，但这一切都以我们坚持三项原则为前提。经过艰苦谈判，双方最终妥协，我们同意不在法律文件中明确写出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而发达国家成员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实际上的谈判结果，就是我国承诺遵守规则、履行义务，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过渡期和相应的权利，从而充分体现了三项原则的基本精神。
其次，化解三次政治干扰，推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路走出困境。中央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个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国入世问题的认识，对于我们主动运筹谈判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一般而言，由于谈判各方利益不同，立场差别很大，出现曲折和困难都是正常的。然而1989年以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同我们谈“复关”—“入世”问题时，开始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动辄与所谓的政治问题挂钩。其中有三次大的政治干扰，即1989年西方的“制裁”、美国借1998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和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之机向我施压，以及1999年5月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每次都使我国的入世之路横生波折。
面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打‘复关’牌”、中止“复关”谈判的严峻形势，中央将把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看成是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制裁”的重要政治举措。当时中央决定由国务院总理李鹏出面给各缔约国政府首脑写信，并做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使中国“复关”谈判在1991年下半年得以恢复。而面对1998、1999年前后由于美国国内党派斗争需要和压我国接受其高要价的企图，江泽民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相继提出了“态度积极、方法灵活、善于磋商、不可天真”和“态度积极、坚持原则、我们不急、水到渠成”等工作方针，有力推动了谈判的向前推进。在“炸馆”事件发生后，中央决定中止双边谈判，并因势利导在1999年9月重启谈判，最终取得了中美“双赢”协议的达成。
果断把握关键时机
推动中国入世的决策是一个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1994年底，中国“复关”谈判迎来一个重要关节点。1995年1月1日起世界贸易组织将取代关贸总协定，若我们能够顺利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席位，将直接以创始国的身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然而，一些发达国家蓄意阻挠、漫天要价，使谈判陷入了一个越谈问题越多、越谈内容越广的“怪圈”。为了及早摆脱和打破这一怪圈，增加有关各方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中央作出了1994年底结束中国“复关”实质性谈判的最后期限的重大决定。最终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缔约方未能采取务实灵活的态度，中国“复关”未果。
1995年5月，在有关缔约方的强烈要求下，“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重新启动，此后，中国“入世”谈判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对于中国入世的时机问题，中央领导层进行了深入思考。江泽民认为，1999年底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首先，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使我们对入世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第二，世贸组织即将开始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若不能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将在新世纪的发展中受到极大局限；第三，世贸组织成员已就中国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意义达成了共识，普遍认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世贸组织就没有代表性。此外，经过坚决斗争，美国最终在向中国提供无条件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放弃一般保障性措施条款、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承诺。这些都为中美协议的达成创造了条件。
基于上述认识，综合考虑当时的国际气候和新世纪我国面临的机遇，中央领导层果断决策加快中国入世谈判进程，提出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推动中美达成入世协议，为中国正式入世创造重要条件。1999年11月7日，江泽民应邀与美国总统克林顿通电话，双方决定加速中美谈判进程。11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总统助理斯珀林访华，开始了中美之间最后一轮双边谈判。由于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沉淀下来的是双方都互不让步的几个最难的问题，谈起来格外艰难，期间美方曾4次买了机票要回国。江泽民亲自运筹谈判进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指示朱镕基到现场去做协调，最终促成中美协议的达成。
对外开放思想的新发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关于对外开放的功能定位，中央提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思想；关于对外开放的发展阶段，提出我国进入开放新阶段的思想；关于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关于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提出要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的思想。
从外贸拉动经济到开放倒逼改革
入世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完成了由外贸拉动经济到开放倒逼改革诉求的蜕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对外贸易的功能由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调剂余缺”的调节器，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其功能定位突出体现在“拉动经济”上。而入世要求我们遵循其基本规则，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这在客观上将会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就是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意味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已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是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中国必须具有更负责任的经济模式和制度环境。对外开放承诺的时间表，实际上就是国内改革的时间表。
入世在给我国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严峻挑战，而改革正是应对这种挑战的最根本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入世就是以压力换动力，以开放促改革。
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汹涌浪潮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客观趋势，中国要大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继续实行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已不足以提供有力的支撑。尤其是1998年中国面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特大洪灾的严峻考验，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将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的任务越发显得紧迫。
因此，在中美入世协议签署后，中央领导层多次指出，入世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主要特征在于，我们将承诺按照国际经贸规则办事和逐步开放市场、逐步达到世界市场开放的程度和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将由以往的政策性开放发展为制度性开放、战略性开放的新阶段，从而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入世便是这个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入世后，通过自身经贸体制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顺利对接，我国将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这有力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引进来”开始起步的。入世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面临质的变化，根据这个变化适时进行开放战略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始于1997年，入世则为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尤其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带来了有利条件。我国对外多、双边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健全，我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宽松，我国的对外开放市场变为双向开放市场，对外商品贸易流通市场变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流通市场，贸易投资的限制条件大大减少。因此，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正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变化。
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战略回应，尤其是“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形成了理论上完全意义的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对外开放意义认识上的升华
在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层为什么依然勇敢地选择接受多边贸易规则，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和知识产权等方面作出广泛而深入的承诺？
江泽民作出过这样的回答：“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我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我认为，从政治上看，从21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看，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虽然我们这方面的能力还不强，但要奋力地去游，并且要力争上游，不断提高我们搏风击浪的本领。这对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有利。”可以看出，中央是从掌握我国未来发展战略主动权的角度出发考虑入世问题的，在价值取向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功利目标而升华到方法论层面。因此，才会提出“从提出‘复关’申请到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和斗争，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这个视角是极其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陡然加速，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历史第一次如此严峻地把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推至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以怎样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需要执政党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回应。
中央认为，入世是我们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确保发展主动权的一个重要抓手。这是因为，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在推进经济全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一系列多边组织与协议的规范，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性潮流，具有较强的不可逆性。尽管世贸组织本身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但积极参加其中，利用其多边规则促进本国的对外开放，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维护自身利益，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正是基于此，中央领导集体才始终展现出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入世的积极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