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发布通知，从7月1日将大幅降低汽油等能源进口关税，其中柴油、航空煤油实行进口零关税。而在中高档消费品进口关税问题上，财政部对于相关部门减税呼吁以按兵不动的回应，透射出当前进出口税收调整的部门博弈渐显。当前相关方未能在中高档商品等领域达成减税共识，根本上源自目前针对中高档商品的减税政策可能会使进口贸易部门与其他部门面临一场零和博弈。
当前，降低中高档商品进口环节税的最大甚至唯一的收益者为进口贸易部门。中高档商品进口环节税只是影响国内奢侈品市场和消费价格的一个中性变量。国内奢侈品消费价格能否随关税而下降，主要取决于奢侈品进口供给体系的自由贸易空间，即若当前依旧实行事实上的进口贸易资格审批制，降低关税将只是提高现有进口贸易部门的垄断收益，这些贸易部门很可能利用其对进口中高档商品的垄断供给地位而不愿降低国内奢侈品价格，从而中高档进口商品关税的下降不会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空间。如目前在海南推行的针对中高档进口商品的免税岛试点，就显示出了减税对奢侈品消费价格和市场的扩充效应是有限的。
可见，贸易部门理论上可从降低关税中获得减顺差、活跃国内消费市场等受益，但降关税与增加进口和活跃国内奢侈品市场间不存在哪怕统计意义上的正向相关。
至于财政部未对中高档商品采取降税措施，既源自进口环节税之于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又因为降低中高档商品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存在不可把控性的担忧。进口环节税属重要中央税，以2010年为例，中央财政收入为4.25万亿元，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合计达1.25万亿元，同比增长在35%以上，且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的约30%。显然，当前财政部不仅很难计量出降低中高档商品关税等会把多少奢侈品消费留在国内，增加国内消费税、营业税等收入从而抵消对其进口环节的减税效应；而且，相对于海关代征中高档商品进口环节税的低成本，在国内销售环节征收营业税、消费税等也存在征税效率问题。何况诸如营业税等为地方税种，因此即便营业税等随关税下降而提高，对中央也不具显著的激励效应。
同样，对国内消费者而言，当前国内商品频繁出现的质量问题确实增加了居民对进口中高档商品的需求，如国产奶粉安全门使境内居民想方设法去中国香港地区等购买进口奶粉等。然而，单纯降低中高档进口商品进口环节税，而未配以打破进口贸易资格的垄断管制，消费者将很难预见到降低中高档商品进口环节税会给其带来多大程度的价格补偿；同时，消费者无法开放性地参与到关税调整的合作博弈中维护自身权益，从而降低了消费者支持降低关税的热情。
当然，国内相关商品制造商将是降低中高档商品进口环节税的最大反对者。毫无疑问，减税幅度过小无益于国内奢侈品市场扩容，而降幅过大到一旦促使国内消费者采取进口替代更为有利可图的程度，无疑将侵蚀国内制造商的市场空间和利润，从而促使国内制造商动用各种资源进行阻碍，如国内制造业会以进口替代会增加其运营难度，从而降低制造业对就业的吸附和降低国内增值税等来反对降低进口关税。毕竟，当前国内相关商品标准和质量不仅显著低于国际标准和质量，而且目前国内的经济激励制度使企业对生产技能和知识的投资激励不足，这使国内一些制造企业担心任何放松进口成本的举措都会加剧其风险敞口。
由此可见，当前降低中高档商品过高的进口环节税负和非关税壁垒，必需配之以改革当前以贸易许可证为主导的贸易进口审批制度，逐渐推进允许私人部门参与中高档商品贸易的自由准入制度；同时，对在降低中高档商品进口环节税中的受损者给予适当的补偿，如允许其参与进口贸易领域、为其对技能和知识的投资提供补偿激励等，以降低关税调整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