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担心拿不到订单，更担心即使拿了订单也挣不到钱。”尽管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但深圳一家代工企业总经理何源(化名)对所在企业的发展前景依然感到担忧，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表示“这不是其一家企业面临的问题，在深圳的许多加工贸易企业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所做的工作很简单，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可言，随便一家企业都可以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企业为了生存只能降低利润，打价格战。”按照他的估计，当地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率一般不会超过10%，“有许多可能只有5%，甚至更低。”
更严峻的挑战还不在于此。“经济回暖，订单一来，就没人再提转型升级的事了。”他坦言，虽然企业也深知由此所带来的发展优势，“但激烈的竞争，使企业既无精力也无能力去搞研发、搞技术创新、搞产品升级”。
对于原本期望通过国际金融危机倒逼“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脱离低端加工贸易“陷阱”的中国外向型企业和市场主管部门而言，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局面。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当今加工贸易的某些发展趋势似乎要将中国固定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低端而无法自拔。”
2010年末，苏州和东莞被认定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首批试点城市。据本刊记者了解，其目的就是要改变此前发展缓慢的状况，借助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尽快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但现实显示，困难比想象的还要大。
丰收的贫困
如从顺差角度分析，加工贸易可谓“贡献巨大”。尽管自去年12月份开始，加工贸易顺差已连续三个月下降，但依然改变不了中国贸易顺差基本来自于加工贸易的现实。根据不久前海关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外贸罕见地出现了10.2亿美元的逆差，但同一时期的加工贸易顺差却仍高达到777.1亿美元，同比增加了22.8%。
统计显示，2001年以来，中国加工贸易顺差逐年提高，特别是2005年后加工贸易顺差发展较快，到2008年加工贸易顺差达到2967.8亿美元；2009年金融危机中，加工贸易顺差仍然保持在2646.4亿美元；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回暖，这一数据又增加到3229亿美元。
相比之下，近10年来，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除了个别年份外，几乎均为逆差。2010年，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的逆差更是达到了1207亿美元的规模。然而，正如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此前所言，“贸易结构在全球化的调整下，不是简单地反映谁的顺差大，谁的获利就大。”
如果按照传统的原产地贸易统计方法，一部代工笔记本电脑出口到国外，算在中国头上的出口值是300～400美元，减去进口自美国的零部件成本约150美元，顺差大概在150～250美元。这与中国实际收益30～40美元相比，夸大了5～6倍。
“外资企业创造的利润自然只会流进外国投资者的钱包。”按照何源的观点，目前的情况是“顺差记在中国，利润落在欧美”。如果改变现行的原产地贸易统计方式，按照各国产生的附加值计算，中国出口规模和顺差额度都将大幅缩水。
“丰收的贫困”——这是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对中国加工制造业现状所作的形容，言外之意，中国的加工贸易是“增量不增利”。
外资依赖症
“很多去过欧美国家的人会发现，在这些国家里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价格会比中国国内的产品价格还低10%～20%，结果很多到欧美去旅游的中国人会大量采购这些中国制造的产品带回中国。”何源告诉本刊记者，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体现出当前中国加工贸易对外资的依赖。
“国内的加工企业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产品销售只能依赖于国外企业。所以这些商品必须要先出口，再进口，耗费了很多物流费用，而这些费用最终都将转嫁到中国消费者身上。”他解释道。
究其原因，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大多由外资企业或外资参与的合资企业所把持。数据显示，自2008年开始，加工贸易利用外资已连续数年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一半。从好的方面说，是吸引了外资；从坏的方面说，则显示了外资对加工贸易的控制。
另一方面，内资加工贸易企业的命运由于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而被外资牢牢掌控。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是上游技术研发和下游销售渠道，但在这两大重要环节上，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却严重依赖跨国公司。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研究室主任杨立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更大的挑战在于，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不断加大，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加快，将中国经济纳入到其全球分工体系中去，导致中国结构性的产业依赖，并在中国的一些重要行业形成事实上的产业控制，影响中国的独立经济决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不利影响。
这并非没有前车之鉴。上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大力倡导对外开放市场并发展以加工贸易推动进出口为特点的“外向型”经济，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资本由此高度控制拉美国家经济，还将形成的大量利润转移并带回本国，进而导致拉美国家普遍的“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而当“外资”找到更好的投资地并大规模撤离时，拉美国家的经济也迅速陷入低迷。
“不能做”和“不愿做”
“加工贸易企业转型有很多困难，自主研发、创立品牌都需要大量资金、人才及技术支持。近年来，中国加工贸易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大部分企业仍属于产能有限的中小型企业。对于他们而言，转型升级只是‘看起来很美的憧憬’。”采访中，杨立强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不能做”。
“也有一些企业，具备一定的资本积累，有能力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研发，但技术研发和品牌塑造所需要的大量时间和成本投入，会让他们望而却步。”杨立强接着谈到，“万一技术创新不成功怎么办？万一资金链出现问题怎么办？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具有冒险精神，这种情况属于‘不愿做’。”
“无论是‘不能做’还是‘不愿做’，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企业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承担。”在何源看来，这一方面是现有产业链中的依附地位决定了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有限，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企业之间无序竞争导致的恶果。
“利润低，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价。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很多出口商品都有较大的提价空间。但问题在于，中国的企业是散沙一盘，内讧现象极其严重，倘若仅个别企业提价而另外一些企业不提价，提价的企业就有可能因遭到外商的抵制而失败。”他谈到，本来这些矛盾应通过行业协会来加以协调，但现实却是，“官方的行业协会不管事，民间的行业协会又管不了事。”
而出口退税的存在又让企业有了打“价格战”的“底气”。“有了出口退税，很多企业就觉得有了可以‘兜底’的利润，因此为了抢订单就一再压低报价。”何源说。
在他看来，后果就是把产品的利润让渡给国外的采购商，“国外的采购商一般都是国际巨头，他们对中国的退税政策十分了解，同时又利用其订单大的特点，让国内的出口企业相互残杀，最终把价格压到不能再低的程度。然后这些接单的出口企业会进一步向内挖掘成本空间，如克扣工人的工资福利、降低材料品质成本，等等。”
“杯具”还没有结束：当国内的出口加工企业处在只能依靠国家出口退税来“过日子”的窘境时，不仅没有博得同情，反而给一些国家采取反倾销等贸易壁垒政策提供了借口。
“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环保等因素的影响而被他们主动放弃的制造业产品，如服装、普通消费类电子产品、纸张，等等，也经常面临着被征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风险。”何源指出，从其征收的税率来看，这些措施往往既不会对其保护国内企业产生多大作用，也不会影响到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量，“很明显，这纯粹是又一重的掠夺。”
合理的选择
“不可因噎废食。”杨立强强调，尽管存在诸多问题，现阶段发展加工贸易对中国而言仍然至关重要。
“如果仅从企业利润角度来看，‘增量不增利’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利‘理解为加工贸易对中国产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的话，则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杨立强认为，虽然加工贸易企业相对核心零部件厂商、品牌商等利润率较低，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就业压力，也孕育了一批相当有竞争力的制造企业。
“所得收益少比没有收益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高造成的负担比时时刻刻面临国际收支危机压力好。”梅新育也持同样观点，未来对于中国的加工贸易而言，不是“发不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对于加工贸易，目前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向中西部转移和开拓国内市场。
对此，杨立强认为，短期看，并无不妥。产业转移，可以降低成本压力。开拓国内市场，也是应对国际市场萎缩较为有效的手段，“但这二者都是加工贸易企业应对当前挑战的手段，而不是转型升级的目标。如果依然按照原有的模式发展，最终仍是一条死路。”
在他看来，加工贸易的明天唯有转型升级一条路，并提出三个层次：其一，着力发展本土品牌商，让代工工厂为我所用，如作为本土品牌商的联想集团同样由笔记本电脑代工工厂提供生产制造；其二，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尤其是新兴产业，在技术上提前卡位，如华为、中兴模式；其三，大力并购全球先进技术和优质资产，打造整合和主导产业链的中国跨国公司。这是三个逐级升高的发展层次，大致勾勒出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目标。
梅新育的观点则更加务实。在他看来，现阶段，中国加工贸易的转型，不是要彻底改变现行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体系，而是要改变这个体系的收益流向。
“如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前，中国100%的企业是为海外公司、海外品牌做贴牌。转型后倘若出口规模没有缩小，在世界市场份额没有下降，仍有95%企业是在做贴牌，但80%的量是给中国公司、中国品牌做贴牌，那就是巨大的成功。”
因此他主张，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政府不应强求所有企业都走自创品牌的路，企业也不能都去自创品牌，而要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已积累了足够实力的企业可自创品牌在国内外市场打天下，尚不具备相应实力的企业，政府要推动、鼓励他们为有实力的自主品牌企业配套、贴牌加工，抱团打天下。
本文关键词：中国加工贸易,增量,不增利,中国制造,产业链低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