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贸易顺差（指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的总额）与GDP的比例由2001年的2.1％左右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8.8％。比例的上升反映了国内经济结构失衡、过于依赖出口的问题，同时也导致了外汇储备的激增并给中央银行带来了对冲过剩流动性的巨大压力。
中国巨大的贸易盈余也引起了许多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汇率被严重低估。有些人甚至直指中国汇率政策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并坚持人民币应大幅升值才能改善全球经济失衡、避免再次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解决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如过度依赖出口和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许多国内的观点则认为，汇率的调整对于平衡贸易作用并不大，根本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国内体制和改革，包括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资源环境合理定价、改革收入分配等。他们认为，这些改革将降低国内的储蓄率，增加出口成本，从而会减少贸易顺差。
另外，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由于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加速上升，使得许多中国低端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逐步下降；加上欧美经济低迷，中国的贸易顺差与GDP的比例已经开始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
以上所有因素，包括人民币升值、社会保障改革、资源价格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都将在平衡中国经常项目收支中起到一定作用。此外，中国即将面临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将对中国未来的国际收支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如果这些讨论仅仅停留在定性层面，由于没有在理论基础上的数据支持和量化分析，就不能达成对各种因素的重要性的共识。
对国内的决策层来说，量化各项结构性改革对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贡献度和国内经济的冲击程度，是十分重要的。对成本很大、但是实际效果很小的改革，就应该慎行；而对成本较小，又能在可见的将来获得实际效果的改革，就应该重点突破。
也应该了解，部分结构性问题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将自动得到缓解，所以未必需要在短期内采用矫枉过正的措施。比如，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将自然导致消费率的上升和储蓄率的下降。如果人口老龄化的过程足够快，中国贸易顺差的压力就将在不远的将来自然减小甚至消失。
与和合作者对以上几个改革和结构性因素对中国经常性收支平衡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这项研究量化了中国汇率问题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所起的具体作用，模拟多种不同的汇率改革和体制改革方案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对中国经常项目平衡的影响。本研究还在最可能的改革情景下，预测了一个中国贸易和经常项目走向平衡的轨迹和所需要的时间。
四种模拟情景
研究采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为主要工具。在模型中，我们区分了中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通过迭代方程模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并据此内生化中国的潜在劳动力供给和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同时本研究模拟了四类冲击情景：
第一，汇率升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在2010年－2020年区间逐年升值（假设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每年上升3％）；
第二，人口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以及其对劳动力供给和平均储蓄倾向的影响通过模型扩展的人口模块给定；
第三，养老金改革：在2010年－2015年期间内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到社保基金账户。由于社保基金账户的资产与个人储蓄存在替代性，从而可以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
第四，资源价格和医疗改革：包括开征资源税和碳税。这些改革影响国内生产的成本和结构，有助于调整和优化我国的出口及其结构。同时假设将资源价格改革带来的税收增量用于医疗体制改革，降低我国居民的刚性支出，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
基本结论：顺差可能五年内终结
基本结论是，根据我们预计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及其对储蓄率的影响，同时假设人民币保持每年3％对美元的升值，养老金、医疗体制和资源价格改革都取得明显成效，中国就可能将贸易平衡与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4％的顺差降到2016年的零以下，并进一步在2020年降低为2.7％的逆差。
在这个顺差下降的过程中，人口老龄化因素（由其导致的储蓄率的上升和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所起的作用达59％。在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的前提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平衡问题的解决也有一定的作用（占20％）。养老金和医疗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也都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
衍生政策含义
第一，中国可以对国际社会承诺将经常性顺差控制在4％以内，但不应承诺完全消除顺差。
从中国本身经济结构转型的需求来看，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努力都与将控制经常项目顺差在4％以下的目标是相吻合的。
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家们来说，他们希望在谈判中得到一些可以向国内展示的“看得见的成绩”。中国承诺将顺差控制在4％以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成果”，也有助于减弱这些国家内部要求制裁中国的压力，从而减少贸易摩擦的风险。
在今后几年将顺差控制在4％的GDP以内的目标，按照目前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趋势，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或者说即使没有国际压力也会做到的），也为中国今后顺差降幅“超预期”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正面评价提供了空间。
既然经常项目顺差降低到4％的GDP是一个不难实现的目标，而作此承诺却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那么何乐而不为之。另外，作此承诺可以对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改革构成有益的动力和压力。
为什么不应该承诺完全消灭顺差？这是因为，顺差的决定因素中有部分是中国政府通过政策工具可以影响的（如汇率、出口退税、若干结构改革等），但全球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等国外因素则难以控制。
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速，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影响中国的进口成本。由于这些不完全可控的因素，过度承诺减顺差的目标可能会造成今后的被动。
第二，应加大将国有资产用于支持养老金改革的力度。
此项研究表明，如果将价值约8万亿元的有流动性的国有资产划拨到社保体系，支持养老金改革和农村养老金覆盖率的提高，就能可持续地（比基线情景，即不改革情景）提高养老金支付标准，从而降低居民的储蓄率和提高其消费率。
模拟的具体方案是，将目前市值为8万亿元已上市的国有资产股份在今后五年内逐步划拨给社会保障体系。这些资产相当于目前中央及地方国资委系统所持有的上市国有企业股份的一半。
划拨到社保系统之后，在不变现这些股份的前提下，仅仅用这些股份提供的每年红利就可以（比基线情景）提高全国的养老金支付标准25％，从而提高全国的储蓄率1个百分点。在十年之内，这项改革可以减少贸易顺差与GDP的比例0.7个百分点。
第三，如果资源价格改革与提高财政对民生（如医疗和养老）的支出同步进行，就可以在不影响财政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减少贸易顺差。
研究表明，通过提高资源税来进行资源价格改革未必能够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减少贸易顺差。当然，减少顺差并不是资源价格改革的主要论据。笔者认为，即使资源价格改革对顺差的影响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出于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优化资源配置等目的，仍然应该大力推进。
具体建议是，在资源价格改革的同时，应该将由资源价格改革获得的（如增加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额外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改善民生（比如增加对医疗和养老的支出）。
模拟研究表明，如果资源价格改革和医疗改革同步进行，就能在基本不影响财政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减少储蓄率，提高居民消费，同时减少贸易顺差。
第四，今后五年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机遇期。
今后四年内，中国的贸易平衡和经常项目平衡有很大的可能性仍然将保持顺差。但四年之后，即在2016年－2020年之间，中国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就可能开始出现逆差。
这个结论意味着，在今后五年中，国际资本市场将继续预期人民币稳步升值。这个预期为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由于有一定的（但非巨大）的升值预期，国际贸易商、香港居民和国际投资者即使在离岸人民币利率较低的情况下也愿意持有人民币，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启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四年之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如果比现在大幅下降，甚至出现逆差，人民币升值预期就会明显弱化，甚至不能排除出现贬值预期的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就会弱化，届时再启动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市场的发展就会比较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