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
逢G20会议召开前，人民币汇率之争即盛，在G20会议召开之际，该争论燃至沸点，这已成为2003年以来不争的事实。今年亦不例外，只不过相比往年，除了美国一以贯之的强攻外，更添了美国众议院的立法、巴西财长的“实话实说”、日本央行的反常干预等话题佐料，从而显得今年汇率之争异常烦杂、严重，难怪各界纷纷冠之以“货币战争”。
那么今年究竟是“汇率之争”，还是“货币战争”？这个定性很重要，就如同战役之与战争的差别，有局部与全局、表层与纵深之分。
回溯以往，我们冷静观之，今年的汇率之争与以往并无太大不同。实际上，针对人民币汇率，美国自2002年至今就未消停，美国参众两院的立法大棒于2005和2007年均曾使用，亦非今年独有（9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应是老调重弹；而巴西财长的“实话实说”，实非针对人民币升值，而是着重针对欧美货币的纷纷贬值；即便是日本央行针对日元升值的反常干预，表面看来是附和美国的人民币汇率攻略，实际亦是满足自身经济发展所需。
如是观之，往年所称谓的“汇率之争”，今年升格为“货币战争”（即使是预期），实无道理。此种称谓之变，如是美国有意为之，则其有恐吓、唬人之心。如是我们自身无意称之，则显得“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一如既往的“汇率之争”，实无“货币战争”所言之严重。但此番汇率之争亦有它吊诡之处。
其一，美国经济的持续不振，源于人民币的价值低估吗？
显然不是。实际上汇改5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近25%，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同期美国经济除了2008年虚拟经济破灭前后的过山车，其实体经济并无改观，相反呈恶化之势。
美国屡屡将其实体经济不振，责之为人民币低估，明显是“待人严，律己宽”。而其如此，除了有应付选举、忧虑失业之因，更由于其一直以来依赖的“投资公司”式路径。要理解这一点不难，只要注意到“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但其国际收支净收入帐户却始终为正”这一事实，你就能洞穿美元“投资公司”的本质——这家公司通过发行美元债券（他国认购）获得持续资本金，再将其资本金投资到他国。如此，只要其投资回报率高于融资成本即可获利，而这对于美国很容易办到。假定其融资成本（美元债券利率）相对恒定的话，其只要令美元贬值，即可通过他国货币的升值红利，推高其在他国所投资产的回报率。
这种获利方式，对美国来说，可谓易如反掌、方便得很。其实体经济持续不振，根源即依赖于此种“投资公司”式的路径，又岂能吊诡地责之为人民币低估。
其二，人民币汇率加速上升，果能救世界经济于水火吗？
显然不能。其实，中美贸易的失衡、美国实体经济的不振，其根源在于中美两国的内部经济结构问题，与汇率因素关系不大。
此番美国鼓动欧盟共同提出，世界经济的失衡需要通过人民币汇率加速上升来求解，这明显极为荒谬，且有前车之鉴——1985年，美国同样以巨额贸易逆差为由，逼迫日元升值。而日本亦因顺应美国所愿，加速日元升值（2年时间，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最终拖垮日本经济，致使日本经济迎来20年的经济黄昏。而日元的快速升值，其实并没有根本改变如美国所言的“贸易失衡”，美国的汽车、电器、电子工业，也并未因此而抵挡住日本获得新生。
所以，苛求人民币汇率加速上升，纯属吊诡之辞。此举除了陷中国经济于困境外，别无益处——中国之低附加值制造业因此可能会流向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却不会流向美欧（亦非他们所愿）从而救其实体经济于水火。
以上两个方面，实质是一个命题的辩证分析——美国实体经济的持续不振，并非所谓的“人民币低估”所致，而“人民币加速升值”同样不能救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于倒悬。
美国当下不应持续纠缠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自会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升值，而不会不计后果地加速升值。美国应反求诸己，通过务实的实体经济振兴，来换取全球经济对其的信任值。如其仍然执迷于“印钞红利”，则美元之全球储备的功能，早晚会被世界各国所抛弃，届时其特有的“投资公司”获利模式亦会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