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际，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和这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其出台的各项政策倍受世界关注。其中有两项政策受到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广泛质疑。一是2009年1月2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高达8190亿美元的美国新经济刺激方案规定，受美国政府资金支持的新经济项目，必须使用美国生产的钢铁产品。二是2月2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该法案727条款规定：“根据本法所提供的任何拨款，不得用于制订或执行任何允许美国进口中国禽肉产品的规则”。该条款通过限制政府经费用途的方式，不允许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自中国进口禽肉产品的解禁工作，将限制中国禽肉产品对美出口。在人们的印象中，美国向来崇尚经济自由，是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推动者。它以反贸易保护主义的名义，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取消各种贸易壁垒。在金融危机面前，它为何大行贸易保护主义之道？事实上，对于美国而言，无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推行贸易自由化，目的并非为了世界经济的繁荣，而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美国在遇到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一、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

　　发达国家并非天生就经济发达，考察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个“赶超”过程与产业保护、贸易保护紧密相连。例如，英国在15世纪到17世纪，通过一系列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促进了羊毛纺织业的发展，推进了工业革命；19世纪中后期，德国在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体系指导下，通过经济立法和行政制度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以高关税保护相关工业，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并于19世纪末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之一。美国也不例外，其发展离不开贸易保护。

　　美国从来就不是自由贸易坚定的信奉者。美国在独立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其经济发展受到英国政府的严格控制。英国为了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发展，鼓励包括美国在内的殖民地进行初级产品的生产，从而为英国的制造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但严格限制它们发展制造业，以避免对英国本土企业形成竞争。美国独立以后，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北方工业利益集团极力推动制定贸易保护措施。汉密尔顿在《有关制造业的财政部部长报告》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不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国外竞争将使美国无法建立起能够很快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当然，汉密尔顿的主张不符合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因此，受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当时并没有制定具有足够保护力度的关税政策，平均关税大约为12.5％。美国真正实行高关税始于1812年英美战争，为了满足战时支出增加的需要，美国调高了关税税率将近1倍。由于关税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美国幼稚产业的发展，因而战争结束后，高税率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逐渐提高了。到1820年，美国制成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达到了40％。但高关税再次遭到南方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从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关税水平有一定的降低。南北战争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同样以满足战时支出为理由，关税被大幅度提高了。北方的胜利使得北方利益集团所强调的贸易保护主义得以顺利实行，南北战争结束后，其他税率都降低甚至取消了，但关税仍维持在战争时期的高水平。美国以高关税为特点的贸易保护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虽然期间关税的水平有所起伏，但贸易保护的主基调一直没有改变。二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真正确立了世界工业霸主地位，才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所以，尽管美国是当今世界自由贸易最主要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但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美国的强大离不开贸易保护。因此，法国经济史学者保罗·巴罗克（Paul Bairoch）把美国称为“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二战后新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实施者

　　二战后，除美国之外的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受到战争的严重创伤，都面临着经济重建。各国政府认识到，如果继续奉行高关税的贸易政策，将使处于严重危机状态下的各国经济雪上加霜。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并进行致力于关税减让的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关于商品关税减让的多边协议，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GATT成为各缔约国在贸易政策方面确立某些共同遵守的准则。从1948年到1994年，GATT共举行了8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通过谈判使得缔约方的进口关税水平不断下降。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从45％下降到了3.2％，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也下降到13％左右。可以说，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贸易的自由化。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否完全摒弃了贸易保护主义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尽管贸易自由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关税水平有了很大的下降，但是各种非关税壁垒却层出不穷，并成为阻碍国际贸易的主要壁垒，而发达国家正是这些壁垒的主要实施者。

　　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相比，更具有隐蔽性、歧视性和灵活性，因而对贸易保护所起的作用更加有效。从各种非关税壁垒实施手段的特征来看，主要有两类——制度性非关税壁垒与技术性壁垒（TBT）。前者主要是利用进口配额、许可证、反补贴、反倾销、海关估价、原产地原则、政府采购等制度形成的贸易壁垒，后者则是利用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环境标准、商品检验、包装、标签等形成的贸易壁垒。此外，还有劳工标准、动物福利标准等社会壁垒。

　　制度性非关税措施成为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时西方国家经过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之后，普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滞胀”，即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则居高不下。为了增加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西方各国又普遍推行了贸易保护政策。但由于关税壁垒受到GATT的制约，因而各国转用各种制度性的非关税壁垒来限制商品进口。例如，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它首次确定了例外条款、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非关税壁垒在法律上的地位，并在“301条款”中授权美国总统给对美国出口施予不公平待遇的国家进行报复。尽管发展中国家也利用制度性非关税措施保护本国产业，但受到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人才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其使用的力度和发挥的作用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例如，反倾销是GATT和后来的WTO所允许的一种贸易报复行为，其初衷是抵销不公正贸易，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更多地把它运用为一种非关税壁垒。WTO的统计表明，1969—1989年，世界各国和地区共有反倾销调查2079件，其中由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四个发达经济体发起的就有1892件，占91％；而根据经合组织（OECD）199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以往发达国家90%以上的反倾销行动都是妨碍“自由竞争”的不正当行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中，发达国家的比例明显下降了（以上四个发达经济体在反倾销调查中占34.3％）。这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增强了运用这一手段进行产业保护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转用了更为隐蔽和有效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目前发达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保护措施。它能广泛地得以使用，关键在于，各种技术标准的制定都有其合理性，如保护消费者、保护人权、保护环境等，很难被认定为贸易壁垒，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可以规避WTO的约束；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检测设备、手段和方法更加先进，技术标准的种类和水平可以不断提高，因此作为贸易壁垒更加有效。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的标准规定越来越细，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和苛刻。如美国强制推行的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要求食品加工企业控制从“农场到餐桌”整个食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危害，以确保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更加安全。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决定了发达国家必然是技术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使用者，而发展中国家必然是技术标准的被动接受者和贸易壁垒的受害者。尤其是发达国家强制推行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的一些标准，可以完全排斥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品。

　　因此，从二战后国际贸易发展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又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实施者。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这种双重角色，是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决定的。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掌握着主动权；同时它们在各种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拥有远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因而能够同时运用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措施，以维护自身最大利益。

　　三、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金融危机的逻辑关系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本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如此之大，则与美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紧密相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大量的制造业被转移到海外，国内主要发展服务业，其中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都是波动性很大的产业，非常容易被投机者用于炒作。在美国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美国的金融家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智慧”，把这两个产业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手段紧密结合起来，创造出以“次贷”为代表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对这些金融产品的包装和炒作，不断地把房地产和金融产品的价格抬高。“泡沫”被吹大，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从中“获益”了：投资银行因帮助设计和发行各种金融产品获得了不菲的佣金，商业银行由于信贷不断扩大从而能得到更多的利息收入，房地产商因住房价格上涨从而利润不断提高，金融产品和房地产购买者则随着产品价格的提高其资产不断“升值”。于是，美国人变得更加“有钱”了，他们从虚拟经济中获得了远比实体经济要高的报酬。制造业也由于虚拟经济的繁荣而进一步失去优势——虚拟经济拉高了美国的整体工资水平，使得美国制造业无法与低工资国家进行竞争。

　　泡沫吹得越大，其破灭所产生的破坏力必然也越大。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泡沫的破灭产生了如原子弹爆炸中的“链式反应”：一个泡沫的破灭带来数个泡沫的破灭，而这些泡沫的破灭带来更多泡沫的破灭，金融危机不断深化……金融业、房地产业急剧萎缩，不仅导致本行业内投资急剧下降、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而且由于资产和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导致对制造业的需求迅速萎缩，美国经济陷入困境。

　　美国为了应对危机，必然采取各种措施挽救其已千疮百孔的金融体系。但要走出危机，已无法依靠虚拟经济，不再有人会问津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很少有人敢在预期收入下降和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再购买房产。所以，美国在救金融机构的同时，也要救处于危机中的实体经济，希望通过刺激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来提振美国经济。美国的一些决策者知道，本国制造的产品在市场上缺少竞争力，他们不希望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购买别国的产品，于是出台了前述具有浓厚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

　　美国希望以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显然开错了药方。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业过度扩张，并由此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因此，要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重新走上增长的轨道，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解决金融业存在的问题。至于调整经济结构和重振实体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制造业的萎缩主要是因为其劳动力成本过高，本国资本不愿意在国内进行投资。重振实体经济需要美国改善实体经济的投资环境，尤其是加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美国实体经济的技术水平要比其他国家高，并不需要进行保护。贸易保护主义在伤害其他经济体的同时，也会伤害美国经济。从短期来看，它将恶化国际贸易环境，打击各国的投资和消费信心，从而减少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不利于美国经济的恢复。从长期来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保护的是其落后的产业，从而会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

　　四、美国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延长金融危机的时间

　　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是因为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会出现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出口减少、社会不稳定等各种问题，为了拉动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阻止外国产品进口成为一些国家政府的现实选择。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美国推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进口关税提高50%。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美国又推出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应对危机，显然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只能是损人又损己。尤其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国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和效仿，结果是严重阻碍国际贸易的进行，延长了各国走出危机时间。上世纪30年代，美国推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后，虽然挡住了2／3的进口，却也使美国减少了2／3的出口，因为加拿大和欧洲等贸易伙伴对美国采取了同样措施。为此，不少学者认为，正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世界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3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对这一点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当本次金融危机从美国向全世界蔓延，并深刻影响到各国实体经济的时候，许多国际组织和有识之士都呼吁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今年2月24 日发表《2009 年工业发展报告》，呼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工发组织总干事云盖拉在报告中指出，经济危机绝不能成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否则就会从过去几年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倒退。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题为《保护主义最终什么也保护不了》的社评，指出保护主义解决不了危机，信奉保护主义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商会的布拉多克认为，全球消费者约有95%生活在美国以外地区，一旦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也只购买本地产品，那么，首先受到冲击的就将是美国企业。在今年1月底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等都明确表示：失业、金融市场不稳和经济衰退并非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借口，要与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各国的合作，只有携手努力，同舟共济，才能使世界经济尽快走上复苏之路。为此，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应该主动维护自由贸易，而不是带头搞贸易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