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政策研究小组要求美国新一届政府和国会在就职伊始就必须处理好贸易问题，至少有以下三个理由。一，贸易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政策之一；二，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贸易政策很重要，且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外交政策；三，美国新一届政府需以开阔的胸怀处理贸易问题，把它作为恢复信心的一部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美国每年比上一年多增1万亿美元的财富，美国贸易增长推动了经济的较快增长。

　　美国增长策略

　　与以往比，美国人感到更大竞争压力。2000年以来，互联网和全球电信网络使美国服务部门全球化。一些国家实行错误的贸易政策，通过补贴、各种产业政策，限制外国人进入其市场。于是一些美国人感到他们未能分享到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成果，美国经济可能在此轮竞争中落后。不过，没人赞成关闭互联网。相反，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全球经济。2007年，美国金融服务业、房地产、消费部门增长明显放缓的情况下，私营部门的所有增长都来自美国的出口增长。美国的增长战略是，让所有美国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这一战略包括：为财政平衡而消除预算赤字；为金融市场安全而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为推动创新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更具体地说，美国需要的政策是：提高美国竞争力与创新能力；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进行教育改革，增强技术培训；把贸易政策的目标重新确定为最大市场，在下一个10年里，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可能变得更为重要。

　　鼓励私人投资

　　在推动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岗位的活动中，投资不足抵消了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好处，美国需增加政府及私人投资，改善投资质量。美国目前在研发上的投资，显然落后主要竞争对手投资的增长速度。首先，美国政府在非国防研发上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20世纪60年代的50%；其次，在过去10年里，美跨国公司在私人研发上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未增加；再次，美国研发开支总额占GDP的比重落后于日韩。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要鼓励私人部门增加研发投资，可考虑扩大研发税收减免范围，使这种税收减免永久化。并修订折旧提成制度，更好地反映投资的“技术寿命”。然而，人力资本比实物资本更为重要。美国新一届政府应确定，至下一个10年结束，使所有美国人达到高中毕业程度，同时研究毕业生就业计划、在职培训计划，包括税收减免和个人培训账户。迅速增长的联邦预算赤字伤害了美国的竞争力。公共部门债务的增加，并未使资金转向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数十年，政府及私人部门在基础设施、教育、培训的投资不足，使挤压效应变得更严重，而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这些领域大幅增加投资，并通过国内储蓄为此提供资金。

　　调整贸易政策

　　美国公众并不支持现行的贸易政策。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人们批评双边协议的涵盖范围太小，让步太多。美国需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为基础，通过解决基础设施、能源、环境问题，提高北美各经济体对亚洲的竞争能力。展望未来，美国新一届政府和国会应用新方法，解决21世纪国际贸易的问题。包括制定贸易发展战略，研究多哈回合、双边投资谈判等问题，及美国与哥伦比亚、韩国、巴拿马的自由贸易协议；决定是否采取新的贸易和投资倡议，或修订已有的贸易安排；决定是否寻求恢复贸易促进授权，或确定替代方案，以协调在贸易政策上政府与国会间的关系。国际贸易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所以美国必须参与国际贸易谈判。2007年以来，净出口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2002年以来，美元贬值使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同时，贸易还创造了就业岗位，出口部门的报酬比美国平均工资高13%~18%。美国继续参与贸易谈判，还可保证美国不会因其他国家相互实施贸易优惠政策，而处于不利地位。现在亚洲一些国家及欧盟正在进行谈判，协议达成后可能会"有差别"地对待美国出口商品。在此情况下，若美国长期缺席贸易谈判，而多哈回合又止步不前，很可能出现泛亚贸易集团。因此，需重新调整美国贸易政策。美国政府必须，在给美国和世界贸易体系带来实际利益的情况下，完成多哈回合。若多边谈判陷入僵局，各国政府在其国民的压力下，将在其他地方寻找解决贸易和投资问题的办法。要么通过单边措施，要么通过双边或地区的贸易协议。WTO需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市场的变化，改变WTO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对象。在加入WTO的150多个国家行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以多哈回合的方式展开新一轮全球回合不再可行。在特定问题上，采用带有"临界质量"的多边协议也许是个可行的选择。

　　聚焦自由贸易

　　美国新一届政府面对的挑战，在于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实现贸易自由化，这是个长期问题。美国新政府和国会也应再度聚焦自由贸易政策，更注重使西半球和亚太地区现有的协议协调一致。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先前的双边安排转变为更广阔的地区性协议。这种重新取向可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和“中东自由贸易协议”，也会加快在“亚太自由贸易区”上的进展。若多哈回合仍止步不前，美国贸易谈判应更注重其主要的贸易伙伴。与欧盟、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会给美国带来实际经济利益，且在劳动力、环境问题上，美国与欧盟、日本的矛盾远少于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此外，在服务业上，与欧盟、日本签订的"北-北"协议，可为未来的WTO确定建设性的基准。美国与中国、巴西、印度的谈判会不同于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模式，而更注重基础设施、能源与环境。若美国新一届政府寻求依靠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可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环境、能源和边境安全问题，且把劳动、环境标准结合进去，就像最近与秘鲁、哥伦比亚签订的协议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