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4月份8.5%的CPI涨幅，把因3月CPI微降而略松的神经再次绷紧。而“5·12”汶川大地震，则使人们对通胀会否加剧、货币政策是否依然从紧，以及未来经济会否下行产生诸多疑问。

　　国内外诸多机构和研究表明，由于四川GDP仅占全国GDP比重的3.9%，因而发生在这里的特大地震对中国整体经济影响有限，地震造成的物资紧张虽短期内可能抬升局部地区通胀预期，但连续数年高增长累积的雄厚物质基础，以及中央及各界的强力救灾支持会很快补充供给平抑物价；而去年底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虽基调不变，但具体操作过程无疑将更加灵活。

　　而前不久召开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有关货币政策有效性及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分析，则对我们在变数颇多的经济运行中把握今年大势颇多裨益。

　　货币政策还有发挥空间

　　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首次论坛的特邀成员、曾在美国和台湾任教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巫和懋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仍有相当的调控空间，通过拓宽视野可以发挥更好的调控效能。

　　在巫和懋看来，货币政策要发挥更好的作用，首先是要让利率的经济功能发挥得更好。

　　巫和懋指出，尽管加息政策受到外部热钱流入的制约，但在目前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存款人不愿意把钱存到银行会加剧流动性泛滥，而资金在股市楼市间流动，会导致这两个并不成熟的市场持续震荡。

　　而在低利率背景下，更多靠配给的信贷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低效乃至无效投资，而这，恰恰是11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各国损失巨大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过低利率会减弱银行的中介功能，甚至因之兴起黑市和民间借贷，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另一治理难题。

　　通过研究巫和懋发现，中国大陆1949年和1989年都做过保值储蓄，即通过与CPI涨幅联动的存款利率把长期存款留在银行。在巫看来这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而不是把问题留给市场。具体操作时当然有很多要考虑的细节，比如保值储蓄推出后，银行怎么办？如何把银行风险分摊出去等。

　　其次是信贷调控方式还有改进的空间。

　　巫和懋接触的一些中小企业和台商普遍反映“感觉不到热，而是很冷”，“就像从冰箱里拿出的冻鱼放到锅上煎，一边都焦了一边还很冷”，因为中小企业在信贷方面的弱势，很可能因为从紧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刀切而伤及效率。因而在巫看来，目前的调控要避免出现“救了通胀，却遗留下很多无效率的投资”的情况，以免为以后埋下隐患。

　　为此巫和懋建议大力发展货币市场，这样一方面企业可以从这个市场直接融资，另一方面可以让利率真正成为货币工具。货币市场的建立有很多机制设计，必须由政府来主导，“中国信贷调控还有改进的空间，可考虑在不损失效率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长期的制度安排”。

　　“宽财政”防“过度调整”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同时也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在分析今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方面，黄认为增长风险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既要担心通胀，也要担心增长”，而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在以往经济史上并不多见。

　　今年会不会出现2001年以来的大幅度经济增长减速？黄益平认为考虑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年度落差:“如果从10%到9%可能问题不大，但从12%到9%，可能就要面临结构问题的挑战。一季度进出口下降了10%，仅从进出口看，数字没什么，因为我们原来的顺差太大了，但若联系到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问题就出来了。去年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接近3个百分点，今年如果全年下降10%，意味着我们对GDP增长的贡献是-0.7至-0.8个百分点，这样一出一入就会影响3～4个百分点”。

　　黄益平认为今年宏观经济软着陆应该问题不大，但企业利润可能会出现硬着陆，这也意味着收入结构、企业利润，包括很多资产结构会发生变化，“目前通胀压力较为严重，但几个月后，或许增长的风险问题会更加突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防范金融风险问题。

　　银行改革使不良贷款比率从以往的超过30%降到目前的3.2%，可以说改革成功，但“随着可能出现的经济调整，今年有一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增长风险和可能出现的企业利润硬着陆会对银行造成影响；二是资本市场震荡显示诸多不确定因素；三是房地产市场也呈不稳定状态。

　　经济增长快的时候不容易出现坏账，而增速下滑，金融风险就会随之增加，因而在目前情况下，防范金融风险便很重要。

　　“我认为货币政策仍应从紧，但同时应采取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与之相配:一方面我们外部经济正在冷却，风险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国内的生产成本正在正常化，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环境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在剧烈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一些相对比较宽松的财政政策，可以使我们的结构转型在面对外部环境恶化时过渡更加平稳”，黄益平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