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保罗
这个世界上，有些衰退是无法避免的，是一种“刚性衰退”。在经济体内部，任何改革，最终都会变成“假改革”。
这种悲观论调，必须从一个行为金融学的说法讲起。行为金融学有个观点认为，人们并不是风险厌恶，而是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即人们在投资时，最大的顾虑不是风险，而是损失。
比如，股民在炒股时，股票涨了，要抛掉可能有点舍不得，很多人都希望最后再来一个涨停板。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股票下跌，舍不得“割肉”，希望回本，哪怕回一点再抛。因为，抛掉就意味着损失变成了现实。
这种实现“浮亏”，比实现“浮盈”更难的心理状态，就是一种损失厌恶。另外一个损失厌恶的例子是这样的。
一位普通白领，他被骗子骗了10万元产生的痛苦，和他赚了10万元产生的快乐，这两者是不对等。从常理讲，两者的“感情效用”方向相反，但“绝对值”应该一样。但现实中，前面一个痛苦的量，要远远超过后面一个快乐的量。
损失厌恶的逻辑，其实可以用来解释当今全球治理的某些现象，比如西方部分国家的高福利。在一个正常国家，过低的福利肯定是不好的，它会损害“人力资本”。但过高的福利同样不好，它会增加企业税收负担，让企业不愿投资和创新，乃至资本外逃。
在一些经济深度衰退的国家，当国民享受了高福利之后，他们开始对损失深恶痛疾，他们都是“深度损失厌恶者”。如果拿掉福利，不但是政客失去选票，甚至可能是社会出现动乱。这并非不可能。
至于削减福利搞改革，其所带来的收益，一是太遥远，二是“收益”本来就没有“损失”来得重要—这正是行为金融学告诉我们的。因此，这个经济体只会用高税率维持高福利，福利支出越来越大，企业成本越来越高。于是，“刚性衰退”难以避免。
相反，那些长期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福利水平的国家，则是另外一番场景。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每年的全球富豪排名中，只有弹丸之地的瑞士，亿万富豪的数量经常超过欧洲大国。背后原因是，那些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富豪都会移民瑞士，或者把资产转移到这个相对低税的国家。
目前为止，瑞士依然是欧陆发达国家中少数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但就是这样一个到处是山地，举国都是“山民”的小国，却成为了英美体系之外，最强大的资产管理中心之一。
此外，瑞士既不愿意加入欧盟，更不愿加入欧元区。似乎，这些富裕的“山民”并不愿意对地中海沿岸的“欧猪朋友”进行转移支付。
同样，美国是另外一个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特朗普对奥巴马医保不以为然，而现在又祭出大减税的计划。他的减税中，最狠的是将公司所得税从35%降到15%。这在美国经济，乃至西方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将是一次颠覆性的事件。
当然，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还有繁琐的立法程序，不一定能够变成现实，但这至少说明，西方人开始认识到了高福利和税率对经济的“决定性”影响。
事实上，我并不是反对国家“善待”国民，而是说“善待”的方式很重要。高福利真正的问题不是“惯坏”国民，而是“国家强权”，而这种“强权”深度伤害经济。国民福利是二次分配，即国家利用税收强权从经济发展中拿走“蛋糕”，然后分配给国民，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做大政府，挤压市场。
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推动创造低成本的环境和高效率的市场，提高企业利润和国民收入。同时，推动结构性的改革，让初次分配变得更加合理，让国民实现整体富裕，而不是让少数人富得流油，多数人只能生存在一场大病便足以摧毁一个家庭财富单位的拮据状态。
高福利之下的“刚性衰退”，表面上是因为国民的“损失厌恶”，但本质原因，却是权力无限扩张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