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客观判断转型的历史性趋势与阶段性特点，对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大机遇、大挑战要有清醒认识。当前，面对经济持续下行挑战，迫切需要通过结构调整释放增长新动能。要抓住改革重点，实现经济转型的重大突破。发挥有为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研讨会综述
匡贤明
2016年8月23—24日，由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6井冈山高峰论坛”在井冈山召开。本次论坛以“新趋势、新结构、新动力(310328)——‘十三五’结构性改革”为主题，深入探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深化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大任务。
对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大机遇、大挑战要有清醒认识
1．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客观判断转型的历史性趋势与阶段性特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当前，经济转型与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对转型估计不到位，对全面转型的准备不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开放结构正由以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各方关心经济增长的“底”在哪？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不仅取决于潜在增长率、取决于资源要素投入，更取决于经济转型的实质性破题。如果经济转型没有突破，增长很难找到“底”；即便下行势头暂时得到缓解，也难以持久。面对经济下行的挑战，主要不是在现有的旧结构下寻找 “稳增长”的药方，而是在经济转型的新趋势、新结构下寻找“新增长”的源泉。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随着“转型再平衡”的推进，我国经济回落已经接近底部，但接近底部与实现触底是两回事，未来我国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加大的挑战。我国在中速增长期的表现如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到位直接相关，这就要求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纠正资源错配，促进城乡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第二，激励产业升级，稳定预期，减少泡沫经济。第三，营造创新环境，保护并运用知识产权，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和聚集。
2．以结构调整实现第四次动能转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动能经历三次大的转换：第一次是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乡镇企业的崛起，造就了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腾飞。第二次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四大支柱产业（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的振兴，造就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腾飞。第三次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了新世纪头十年的黄金增长期。当前，我国已进入发展新阶段，面对经济持续下行挑战，迫切需要通过结构调整释放增长新动能。他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我国新阶段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指出，新经济是我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处理好新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关系，是推进结构调整需要研究破解的重大问题。
3．充分认识经济转型的长期性、系统性、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迟福林认为，新阶段我国经济转型呈现四大新特点：一是增长与转型高度融合，增长直接依赖于转型。如果经济转型能够取得突破，我国有条件在 “十三五”时期实现6％—7％的增长，在未来10年实现5％—6％的中速增长。二是转型的全面性明显增强，经济转型牵动转型发展全局。经济转型对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有重要促进作用；社会转型对经济转型的反作用力也日益增大；同时治理转型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重要保障。三是经济转型与新一轮技术革命交织在一起，转型的技术影响明显增强。四是经济转型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转型的双向影响明显增强。因此，转型与改革的系统性、深刻性、复杂性明显加大。当前的某些政策还主要是“稳增长”，而不是在推进结构调整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对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着力严重不够。要实现结构性改革的突破，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处理好五大关系，即速度与结构、短期与中长期、政策与体制、政府与市场、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
郑新立认为，以城乡一体化形成增长新动能，需要尽快破除四个认识误区：一是破除农村土地“两权分立”是搞私有制的认识误区；二是破除城市资本下乡是掠夺农村资源的认识误区；三是破除小生产是中国农业不变特色的认识误区；四是破除解决“三农”问题主要靠财政投入的认识误区。
中央党校研究室原巡视员曾业松对全国800名县委书记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部分县委书记还停留在传统的发展思路上，坚持把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第一要务，把大企业、大产业、大园区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他认为，县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要把创新发展作为重要抓手。
抓住改革重点，实现经济转型的重大突破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迟福林指出，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的趋势越来越强，但也要冷静思考，每个省都对服务业进行全面布局是否合理？从第二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看，如果没有全国的合理布局，服务业发展有可能出现某些负面后果。因此，适应服务业转型与发展趋势，要重点考虑如何实现全国服务业发展布局的合理安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政认为，当前工业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以数量赶超为主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持续稳定增长的立足点，应当放在对现有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上，找准与工业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技术赶超。
2．实现农村土地改革的新突破。郑新立指出，从实践看，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不是土地私有制。恰恰相反，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分离，是农村土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有效实现方式。以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权为抵押，可以撬动50万亿元左右的投资，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是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有助于释放国内消费需求；三是有助于农民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迟福林指出，土地改革和土地制度创新，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规划管理和土地用途管制的条件下，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能把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落实到位，就可以把50多万亿元的资金潜力释放出来，不仅对广大农民是一个福音，对经济转型改革也是重大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建议，一是改革土地规划管理体制。可以划定农业保护区，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农业保护区之外的土地交由地方政府管理。二是确立耕地永久财产权，促进农业现代化。三是打破城市土地交易的政府垄断。四是建立农村居住新形态，建立人本主义城市居住形态。
3．下大力气重振民营经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民营经济下降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挑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发挥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作用。这要求倒逼三大改革：一是产权保护，要以公平为核心，保障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二是市场准入，突破口是放宽基础领域的准入标准；三是政府重塑，关键是明确政府“辅”的职能。政府要摆正位置，坚持“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主导；要辅佐企业，真正建设成服务型政府，建立真正管用的服务平台。
4．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二次开放”。
迟福林对“二次开放”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在世界经济格局快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开放大布局的重点是什么？多边、双边开放哪个是重点，如何排序？怎么考虑中欧、中美发展贸易关系的优先次序？服务贸易是不是制约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焦点所在？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国内转型改革应当如何与之配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提出，确立共赢思维是抓住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机遇的重要前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处于发展不同阶段，但他们同样需要高质量的产品，包括消费品和资本品。我国的策略是确立共赢思维，把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放在突出位置，以实现“一带一路”的新突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何冬妮认为，由于服务贸易更多涉及非关税壁垒和边境后措施，面临的壁垒更加隐蔽，对规则对接和治理协调要求更高，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一轮全球化和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我国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是创造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外部条件、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重大战略选择。
发挥有为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1．发展新经济需要政府做正确的事。张占斌指出，支持新经济发展，需要加快改革政府监管体系：一是弹性监管。各部门应当承认新经济的“新”，承认其可能超出了政府已有的认知范围，承认现有的监管规则可能是不适用的，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如何监管；二是从管理到治理，推动监管方式转型升级，更加注重平台化治理和行业协会治理；三是从“信息孤岛”到大数据，创新政府监管技术手段；四是在“放管服”基础之上，继续深化政府监管体制改革。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杜传忠认为，促进新经济发展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一是改革并完善新经济统计体系。二是强化技术创新，提升要素质量。三是提高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效能。四是营造制度创新与监管到位的新经济发展环境，加速推进新动能形成和旧动能转型，寻求平衡。
2．发挥财政对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认为，在我国经济转型中，货币政策空间十分有限，财税政策已经成为主导性宏观政策，对企业、金融、创新的作用在不断释放。但财税政策面临的挑战也不可小觑，要高度重视短期或者中期政策长期化、财政可持续等问题。这就要求把握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尤其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对财税创新提出的新要求。
3．“降成本”要降到关键点上。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指出，从调研情况看，企业劳动力成本确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这种劳动报酬的提升具有合理性。企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力成本提高，而是制度成本过高，尤其是税费和社保缴费过高。要有效“降成本”，可以采取“降、调、除、保”四字方针：一是降税费。进一步压缩政府行政支出，减少税收、各种行政性收费和费用摊派。二是调社会保险缴费。未来五年中养老保险缴费率每年下调1—2个百分点，由现在的28％下调到20％。三是除住房公积金，即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可以使企业总成本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四是保工资。“降成本”不等于“降工资”。劳动者工资仍有上涨空间，应保持职工工资合理、稳定增长。
4．调动基层与区域积极性，释放新的发展动力。迟福林指出，是否延续我国2000多个县的治理格局，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这要从转型发展大局来考虑中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县域经济格局调整。
曾业松认为，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既需要按中央部署做好改革 “规定动作”，也需要做好改革“自选动作”。比如，确立中央管宏观、省级管微观、县级管执行的整体格局，加快“省直管县”，把更多权力下放到县；划清中央、省与县级政府事权，合理确定税收分成比例等。
5．鼓励改革基层创新。刘世锦认为，改革机制很关键。过去30多年的成功经验，关键之一在于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相结合。顶层设计主要是“指方向，划底线”，基层试验主要是“竞争，试错，比较，推广”。因此，要给改革基层创新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也要挖掘和总结好的改革案例，因为这些实践案例包含了改革的所有细节和信息。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分析了海南省农信社小额贷款创新案例后认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互为促进，都需要从需求方出发，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成功的基层创新，都是系统性创新，其他地区要复制、要借鉴、要上升为顶层设计，重在借鉴其创新思路而不是照搬其具体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