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建设银行(601939)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
在6.5%~8.5%的经济增速区间，市场驱动经济结构实现主动调整，证明这个区间也是实现经济升级目标的“宜居环境”。
文 | 记者 孔志国
2012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长虽然较为平稳，但下行压力客观存在。特别是2015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速趋缓伴随股市与汇市剧烈波动、货币多与资金紧并存、政策迟钝与效应衰减，各界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争议很大。
怎么看待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表现，经济增速和经济增长乃至国家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带着这些问题，《英大金融》采访了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
企稳基础从何而来
《英大金融》：怎么看待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单，未来中国经济会如何？
黄志凌：解读数据发现，2012~2015年经济增长运行在6.5%~8.5%的区间已经被统计确认，2011~2020年之间，经济增长出现无支撑破位下行，滑出6.5%~8.5%运行区间的可能性不大，进入经济衰退或负增长通道的概率几乎为零。
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底部支撑特点十分明显，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如此。除非发生外部战争、内部大规模或长时期社会动乱，中国经济或许低增长，但很少负增长。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大国经济结构本身存在一个底部支撑。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总量变化的历史轨迹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季度波动较大，但年度跌破6.5%的概率较小，结构性支撑是重要的原因。一是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第一产业形成了稳定性支撑。二是中国是国际公认的工业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拥有3大门类、41个大类、700多个小类的工业体系，第二产业稳定性较强。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新的底部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调整，分别经历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两次重大产业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水平提升使得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占比开始稳步上升，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1985年超过第一产业），成为目前经济结构的第一大产业。迈入中高收入台阶的13亿人口消费与服务需求将支撑第三产业继续稳定增长。
《英大金融》：中国的经济结构优化了，经济增长的脚步却放缓了不少，原因在哪里？
黄志凌：GDP增量结构变化的重要贡献因素是工业占比下降，直接拉低经济增速。2012年，工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为40.6%，2015年下降到30.4%，下降10.2个百分点，同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12.3个百分点。至于其他部分，基本稳定，金融业、服务业甚至是正向贡献。
但从现在起，经济增长应该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区间。按照目前非工业稳定规律和服务业发展态势，即使工业零增长，也不会出现经济总量萎缩，况且工业增速下行接近“死库容”：工业构成中，行业出现明显分化走势。与日常消费相关的行业，如电力热力及水生产的周期波动较低，持续稳定，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企稳基础逐步夯实，对经济增长形成积极支撑。
有效需求撑起“通道”
《英大金融》：刚才主要谈供给，从需求的角度，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的迹象或者利好？
黄志凌：我们的经济运行持续保持在6.5%~8.5%区间，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存在可能，供给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底部支撑，有效需求则形成了更有力的支持。
其一，从国际比较看，危机发源地的美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呈现稳健上行走势，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长虽然仍较曲折波动，但筑底迹象日渐明显，新兴经济体也基本上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全球经济逐步向好形成有利支撑。
其二，从国内经济转型进展看，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下，提质、增效、升级的“双中高”经济转型方向确立，新旧增长动能不断加速转换，新经济、内需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断增强。
其三，从行业数据分析来看，真正意义的过剩行业去产能对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影响不到1个百分点，按照2015年工业占GDP比重的30.4%，去产能10%大致影响GDP增速0.27~0.41个百分点。过剩行业去产能至正常状态（80%利用率），对GDP的影响不会超过0.5个百分点。如果分三至五年实现去产能目标，或内外需求提前复苏，则影响更小。
其四，从金融发展状况来看，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持续8年，脱离实体的虚拟金融失控和资产泡沫等危机动能大幅衰减，金融结构——尤其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国民储蓄向国民投资转化的途径与机制更加顺畅、有效。
综上，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没有理由过度悲观。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已连续多个季度运行在6.5%~8.5%的区间，经济运行态势与宏观经济政策期待是一致的；在6.5%~8.5%的经济增速区间，市场驱动经济结构实现主动调整，证明这个区间也是实现经济升级目标的“宜居环境”。
速度需求也是战略需求
《英大金融》：为什么把6.5%~8.5%的经济增速区间视作“宜居环境”？
黄志凌：对于中国而言，最终跻身并屹立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增长保持在6.5%~8.5%的通道里运行足够长的时间。
简单测算之后不难发现，即使维持人口规模不变，世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616美元）也不变，我们国家按照年均7%增速预计到2023年才能迈进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如果经济增速低于7%，很难说清楚什么时候可以跨越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实际上，跨越最低门槛并不意味着就是高收入国家。考虑到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晋升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不被重新降级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至少应达到20000美元以上，按照前述7%速度、汇率与人口规模不变来测算标准，大约在2031年之后才能实现。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大型经济体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国家，存在外部环境方面的很多不确定性，而如果速度再下滑，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英大金融》：换言之，一定的经济增速，对中国是必须的？
黄志凌：的确如此。对于中国而言，速度目标是战略目标，速度需求也是战略需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必要的。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20年，通过贸易立国、科技立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等战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减速，相反还在提速，直至进入到高等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亦是如此，甚至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仍然维持了一段时间8%左右的高速增长。相反，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过早地出现“刹车”，导致长时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如巴西在1968~1974年维持了年均11%的高速增长后，1975年前后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1981~2000年GDP年均增速仅有2.1%，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剧烈波动，经济运行一直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挣扎。
从中国经济现实与长远战略来看，经济长期低速运行并伴随着大幅波动，绝对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从国际经验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一旦市场信心被破坏，就会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因此，保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速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升级、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