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典型表现，是经济分化趋势不断增强，程度不断加深，效应也不断地显现。这种趋势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人民日报权威人士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提到了地区、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的分化现象，认为“二八定律”现象普遍存在。那么，分化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分化所带来的改革“阵痛”？如何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坚定地推进经济“二八”分化？
“二八定律”又名80/20定律，指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我们往往只要能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就能控制全局。“二八定律”也说明，在投入和产出之间普遍存在着不平衡关系，80%的产出是由20%的投入取得的，因此关键的少数，往往是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基于这一经济法则，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就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用80%的精力去抓那20%的标志性、引领性、关键性的事项，以关键带动全局，用重点带动一般，在“二八定律”的分化中，争取得到“八”的好处。
从区域增长格局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强势企稳回升，但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依然困难重重，处于冰火两重天中。从产业部门看，总体上制造业步履艰难，但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一枝独秀，亮点闪耀。就4月份的工业数据看，采矿业、高耗能行业的生产增速回落幅度较大，而高技术产业则增长9.7%，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10.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8.3%。
这种分化的趋势，反映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效应。去年5月以来，中央权威人士三次都谈到新常态下的经济分化问题，而且每次都断言：分化越快越好，分化是市场化的一部分，越是继续并长期处于新常态，越是分化持续加剧。权威人士还说：“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认为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在“二八定律”的分化中，总有一部分地区、行业或企业得到“八”的好处，脱颖而出，前景光明。为什么权威人士不怕经济分化，不怕分化中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而遇到可能的经济风险？
我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中央对经济运行经过缜密的分析之后，所采取的自信的政策主张。从经济理论角度看，分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高位下行后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
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受快速扩张的需求拉动，资源往往会根据盈利信号向高收益的产业集中，这种投资的趋同，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在进入需求收缩的增长周期里，过大的产能便会争夺不断缩小的市场容量，表现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格局，残酷的市场竞争必然带来产业内、地区间企业的业绩分化。这是无法避免的。
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受急速扩张的需求拉动，产业内的每个企业都可以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都可以生存下去而不被强制逐出市场。但在需求低迷、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中，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能续存下来，出现“市场份额向品牌企业集中，效益向规模企业集中”的分化现象。
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巨大的市场需求使产业内的企业不需要通过创新，甚至不需要提升成本效率也能安然无恙地生存。而在需求低迷时期，有的企业会为资源寻找新的去处，从事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有的成了僵尸企业，缩头冬眠；有的则停留在原处等着熬着，指望着什么时候经济景气度上升。这些情况形成的分化趋势，显然是市场规律使然。
另外，推动经济加速分化，也是推进发展新动能崛起的出发点和前提。因为在择优分配的规则下，如果严重的过剩产能不能消除，僵尸企业不死，效率差的企业不能顺利退出市场，市场就不能出清，就要继续占用或者消耗物资资源、信贷和市场，而优秀的企业就不能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就不可能崛起，最终阻碍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因此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要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达到市场出清、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新动力、形成新结构的目的。这其实意味着分化越快越好。只有快速的分化，才能为经济增长寻找到新的边际动力，才能节省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间，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
当前要避免的另外一种不良的经济分化倾向，是实体经济衰弱无力而虚拟经济虚火旺盛，以及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上升过猛、三四线城市库存消化任务艰巨等结构严重失衡现象。这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所意欲的政策目标，而是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恶化的信号。这也充分说明以供给侧结构改革推进经济的“二八”分化，其过程是痛苦的，任务是艰巨的，是不会一帆风顺的。
既然经济分化不可避免，既然分化有利于中国经济进入最佳的调整和增长的轨道，那么对于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来说，与其抱怨现状，不如思考行动；与其苦熬，不如苦干。从抱怨经济分化和消极等待，全面转向埋头苦干、主动推进经济分化，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认识和明确政策取向：
第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全面理解、认识和处理现阶段的经济分化问题。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分化其实是发展的手段，不是目的。要通过推进经济迅速分化，最大限度降低发展的社会成本，以短痛换取忍受长期的折磨。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主动让市场机制、企业和企业家在经济分化中发挥自我调节的功能，政府要通过制度改革，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为加速分化创造良好的环境。尤其是对“僵尸企业”，要按照市场竞争规律的要求，斩钉截铁地处置。
第二，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都要主动适应新常态、重视创新和提升质量效益。过去一些年，在经济加速分化过程中，我国涌现出一批有活力的地区、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以及在国内外都叫得响的著名品牌。实践证明，凡是主动适应、引领发展新常态的，重视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地方和企业，其发展态势都比较好；反之，压力和困难就会比较大。这一发展新常态目前正在深化。未来在经济分化中，我国将不断冒出更有活力的地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但同时有些地区、行业和企业日子也会越来越难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政策和行动准备。
第三，推进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则，必须破除预算软约束，推进预算硬约束。经济分化虽然由竞争机制驱动，但这只是外力的作用。促进经济加速分化，还必须要有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其他制度的配套。软预算约束机制是阻止经济分化的主要制度性力量，也是市场出清的主要障碍。不建立硬预算约束和责任追究制度，就无法让资源按照市场竞争规律流动，无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企业。很显然，如果市场主体在投资决策时，不用担心失败后的退出，那么投资和产能一定是膨胀的和低效的；如果它们在竞争中失败了，又可以受到软预算约束机制的保护而不用破产清算、不用追究任何主体的决策责任，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实现经济的分化，资源也不会自动进入创新领域，反而会使经济金融风险日积月累。
第四，要以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分化和资源流动。产业政策在现阶段的功能，应该主要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和失败。它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而是要解决因市场缺陷而忽视公共利益的问题。同时，也要把握好产业政策作用的方向和主要内容，重点是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在中高端共性技术、人力资本供给等方面，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氛围形成。再就是要改进产业政策实施的方法，对市场主体进行精准的激励。如可以把事前补贴改为事后奖励，提高产业补助资金使用效率；还可以把对生产者的补贴改为对消费者的补贴，以刺激市场扩大，等等。
（作者为长江学者、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