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晨曲
就在中国宏观经济渐现好转之时，标普、穆迪两家国际评级机构却相继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端主要存在政府和企业杠杆率恶化、债务风险上升、外汇储备下降、经济再平衡失败等的可能性。总之，是一连串的担忧。
采取类似的维度分析，同样作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给出了不同的判断——中国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完全能够通过政府调控克服上述困难。与同行的评级结果不同，惠誉坚持对中国市场的“稳定”展望。
不会出现硬着陆“最近这段时间，很多机构对中国的主权评级，经济增长以及汇率稳定提出了比较大的顾虑，但我们认为，评价不能脱离整体大环境，预期在未来两年，中国真实的GDP增长将维持在6%-6.5%之间，不会出现硬着陆。”惠誉董事、主权评级负责人Andrew Fennell表示，信心来自于中国政府有行政和财政资源去持续支持当今的GDP增长模式。
在他看来，目前市场最为关注中国面临的下行风险包括“硬着陆”、金融体系崩溃和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惠誉认为这些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较低。
惠誉的力挺是在同行做出下调展望之后。此前，穆迪于3月2日将中国的长期主权债务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保持“Aa3”的评级不变。主要理由包括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持续上升、应对资本外流的外汇储备出现减少以及政府改革扭转经济失衡能力的不确定性。随后，3月31日，标普在公开声明中表示，确认中国评级为AA-，将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财政部高层很快做出回应。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4月1日称，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我国推进改革、应对风险的能力。身在华盛顿的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对此也持“保留意见”，他在当地时间4月15日表示，标普、穆迪两家国际评级机构近期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并没有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存在偏见。
楼继伟并称，希望国际评级机构能与被评级的国家进行深入沟通，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举措，作出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虽然不同机构有各自的评级标准和体系，但三大评级给出的“主要理由”看，基本上，对于中国主权评级的方式和角度均较为相似，评级结果何以呈现分化，可能在于谁对中国更有信心。
“首次对中国的主权评级在1997年，此后一路上升，到了2007年之后，因为债务比较多，就没有调整，最新确认的长期外币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A+，是非常高的投资级别，同时由于是全经济周期的评级，因此对调升、调降以及调展望都是比较谨慎的，不会轻易做出调整。”惠誉董事、国际公共融资评级负责人高俊杰表示，确认上述评级是综合考量了正负两方面因素，惠誉认为，更多迹象表明中国经济调整过程平稳，有信心解决宏观经济中的债务问题且不对经济增长或金融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结构性风险需警惕
不难看出，相较同行的悲观和顾虑，惠誉更愿意相信中国有能力解决经济调整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从信贷为支持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向消费为支持，比如2015年，中国消费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一些方面，特别是投资的贡献，同时，中国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主导的，零售存款也是主要的资金来源，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其实有更多资源去进行调控，观察其他国家可以发现，会突然出现信贷紧缩，但这种紧缩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认为在政府层面是有非常多的资源和能力去支持增长。”Andrew Fennell介绍说，短期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取决于结构性改革进程，特别是时机和深度。
他预计，结构性调整将持续数年，在此期间，结构性风险将不可避免。“这种风险一旦具体化之后，可能让中国的增长率低于预期。一是投资率非常高，占GDP超过40%；二是信贷增长超过GDP增长，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看到中国的信贷在2009年前后的增长模式是不一样的，之前一个单位的新增信贷带来一个单位的GDP增长，但是之后的刺激政策带来变化，现在大概需要三个单位新增信贷带来一个GDP增长，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过多依赖信贷。”Andrew Fennell表示，从评级的角度看，这对长期发展并不是理想的局面。
所幸迹象表明，政府对这一形势已有认识，因此采取了相关措施以期改变。“想要看到的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还要持续多久，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评级因素，如果比预期持续的时间更长，对于评级的观点可能会有所改变。”Andrew Fennell称。
记者 张晨曲
